有不少陕西省领导，不甘落后于人，提出“拆掉西安城墙，填平护城河”。当时的口号是——“拆除封建王朝的陈墙旧砖，矗起一个新社会新城市”。西安的市民们也开始效仿北京，纷纷上墙扒城砖，拿去盖房子了。
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赵寿山，曾是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参与过“二虎守长安”战役和西安事变，对西安城有极深的感情，他反对拆掉城墙。在将此事上报中央后，他的意见受到周恩来、陈毅的重视。
随即赵寿山召开会议，强调：“西安是我国历代名城，也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古城墙是文物古迹，我们一定保护好城墙，把西安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文明城市。”
主张拆城的风潮暂时被压制住了。
“保护伞”没了
很快，更高级别的拆除城墙浪潮席卷全国。
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道：“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两个月后，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早在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主要保护好包括城墙在内的北京旧城，将行政区搬到郊区。这一方案很快就被抛弃，北京城墙的命运也在那时被注定。
尽管西安城墙没有被“点名”，但西安的执政者还是迅速做出反应。
1958年6月17日，西安市召开了关于城墙存废的座谈会。会上，“拆除派”的人数已经远远大于“保留派”。同年9月，西安市委向省委请示：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陕西省委做出批复，原则上同意拆除城墙。这次的反对者是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但他的意见马上就淹没在“建设新西安”的浪潮中。
拆墙派认为：西安市城市建设应当完全服从“现代化”的需要，“服从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人们意识形态上的现代化要求”，城墙已经失去“实用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强调保留，实质上就是“复古主义”。
在北京，拆城时动用了大型机械。当时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的韩骥，目睹了推土机一步步铲倒北京城墙与城门的过程。在建筑系，他因公开支持梁思成的观点，被扣上了“走封资修”的帽子。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宁夏煤矿城市石嘴山。直到1973年，他来到西安，后来担任过西安市规划局局长，成为西安城墙保护者的一员。
对于1958年西安拆城的力度，韩骥说：“西安城墙的拆法，跟首都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有几个人站在墙头，用铲子和锄头从上面往下扒砖，墙边竖着手脚架，底下有工人接着。”武伯纶的儿子武复兴，回忆起西安当时拆墙的场景时说，他后来曾担任过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几乎绝望的武伯纶和几位文物界的老同志，越级向国务院上书。得到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59年9月，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
1961年，西安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5月30日，陕西省文化局拨款整修西安城墙。
这引发了拆城派的强烈不满，有人估算说，拆除城墙可增加城市用地近2600亩，在职工住宅紧张的情况下——“花巨资维修城墙不如给老百姓建住宅！”
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遭到批判。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发言稿中，揭发了习“八个问题”，其中一条便是习仲勋下令“不许拆西安城墙”。习仲勋被撤销一切职务，1965年被下放河南。这位生于陕西、对城墙有着深切感情的领导人，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家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