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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京、陈虻相继去世,中国传媒人为什么不长寿?

[日期:2005-01-21] 来源:  作者: [字体: ]
   《时尚》的老大吴泓去世了,才46岁,典型的英年早逝。《时尚》自创办至今,短短十几年间,占有了同类传媒市场的大部,且发展势头仍然强势,但它的带头人却走了。
    我见过吴泓,但并不熟悉。因为同样办过杂志,一直视他为行业翘楚,多方研究过他们的办刊思路。所以这次他走,意外之余,心有戚戚,叹息啊。国内传媒人不寿,又是个例子。
    罗京去世,48岁。陈虻去世,47岁。再前一年,我的一位同学,因为突发病去世,才40岁出头。他干了多年记者,后来去一家网站当负责人,上任一年左右,就走了。
    这份名单还有:杨卫平,曾任中国晚报协会第一副会长,因积劳成疾,谢世时年仅49岁;邹爱国,海南省记协主席,《海南日报》总编辑,去世时年仅51岁;郑立,北京电视台记者,在雅典拍摄奥运会时猝死,47岁;白青峰,经济日报记者,病逝,41岁。杨筱怀,中华儿女杂志社社长,因公殉职,48岁。年纪稍微大点的,许中田,中国报业协会主席,心脏病突发去世,62岁;郭超人,新华社社长,心脏病突发去世,63岁……
    这只不过是一份不完整的名单,但可以看出“传媒人不寿”的规律。
    传媒人现在越来越不好干了,只要沾手,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压力。从一入行开始,就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压力。由于从业门槛不高,许多人把它当作留在大城市的跳板。这样一来,竞争就来了,小记者们都面临着任务量,讲究第一时间到现场,还要拼抢发稿速度。生活不规律,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除了人多以外,僧多粥少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新闻少。其实新闻不少,但因为种种限制,能写的范围就很有限了,就要和其他媒介比速度、比角度、比深度。媒介同质化,实际上加大了记者编辑的竞争压力。
    大浪淘沙,等到混成资深了,就有了另外的烦恼——和所有人一样,要承担房子、孩子、老人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时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从一楼上到二楼容易,从二楼上到三楼,楼梯骤然变窄,机遇的数量也在减少。再加上有了些影响力,来自社会的压力也多了,比如采访对象会找麻烦、被批评者会找麻烦、相关领导也会找麻烦,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楼梯断掉。
    最后,少数幸运者能够得到阵地,领导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这个时候新的僧多粥少又来了:争夺市场。单位的经济压力、领导或者老板的脸色、盈利的指标,都成为巨大的个人心理包袱。同样,平衡下属,保证质量,接待客户,争取投资,各自都是一团乱麻。
    这一路上,不停有人退出,也不停有人倒下。强韧这能坚持到最后的,大多一身病痛。
    外人看传媒人风光,走遍世界各地,吃吃喝喝,动笔挣钱。其实谁难过谁知道。就连人人讨厌的狗仔队,也得没日没夜蹲守。所以干这行,没点献身精神还真不成,吃不了这个苦。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早逝的人。但媒介和其他行业有不同。有些行业的人早逝,是自己造的,比如某些明星,而媒介,大多是为工作所迫,职业压力使然。
    还有一点,大部分在中国的媒介从业人员,怎么干,干成什么结果,媒介都不可能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可能一些新兴杂志或者网站要好些,主干人员能持有股份。而大多数媒介,收益永远是公家的,从业者只能得到工资与奖金,数量也不能算多。卖力去做,要么为生计所迫,要么是有责任感的。
    媒介行业人员的出路有三条:一是从业时广布人脉,之后改行,利用人脉干别的;二是想办法努力,当上领导或资深人士;三是终老于单位,老实退休。
    经常看到某某英年早逝的消息,最近媒介的比较多。其实全社会中年人普遍的亚健康状态最值得担心。这是社会现状的一个反映,大家太累。
    希望在巨大压力下,大家学会放松和关爱自己。特别是我的同行们,少熬夜,少失眠,多休息,多保重。大家都像默多克和海夫纳那样老而弥坚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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