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0日，蔚县县委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对前来“采访”蔚县矿难的记者，他们对记者的身份都进行了仔细核实，并进行登记。当时有哪些媒体，哪位记者来“采访”过，蔚县方面有一个名单，但这位工作人员以“敏感”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具体名单。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前来索要钱财的大多为小报小刊记者，有些还是常来蔚县“采访”的熟面孔，但在前来“采访”的记者队伍中，至少有4家中央级媒体的记者。
相比小报小刊的记者，这些顶着“中”字头媒体的记者分外难于应对。余德洪称，“有的去北京三四次才解决”。
此外，余德洪的笔录显示，李家洼矿难发生后，××电视台×套、××数字电视台、《农民日报》、《中国产经新闻报》等中央级媒体的记者曾前来采访，高占俊曾就此事专门向其汇报，原因是“要价特别高”。
在已被媒体公开曝光的收取蔚县方面封口费的记者中，《农民日报》河北记者站站长李俊奇备受关注。
2008年8月7日，李俊奇驾车前往蔚县，与事先到达的该站通讯员耿为民汇合，并到矿上进行了走访。随后，李俊奇到蔚县县委宣传部，称得到相关举报，要求对矿难事故进行采访。蔚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沈建明接待了二人，称“县里已成立调查组，情况不明，领导正忙于工作，顾不上接待。”李俊奇临走时留下名片言称要对此事进行报道。
8月12日，为使李俊奇不对矿难进行报道，蔚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占俊、南留庄镇司法所的马俊和矿主之弟李向奎前往北京。
电话联系后，高占俊三人与李俊奇在农民日报社附近的一家饭店见面。高提出希望李俊奇不要报道此事。李俊奇答复，“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县领导也不重视，回去让你们县领导来和我谈吧。”
8月16日，高占俊三人再次到北京找李俊奇，并再次提出“不要报道矿难”的请求。
李俊奇在报社办公室与高占俊见面，并称“这事须经报社领导同意”。
“请李站长给报社领导多美言美言。”高占俊说。
“光说说能行?”李说。“那县里能做点啥?”高问。
“不行就订两三千份报纸吧，需要五六十万元。”李说。
高占俊以“需向县领导汇报”为由返回蔚县。
8月23日，高占俊三人又来到北京，在请示过蔚县县委宣传部部长余德洪和南留庄镇党委书记赵锦龙后，高、李双方谈妥20万元“扶贫订报”款。高将事先准备好的12万元现金放到李俊奇车上的副驾驶座上，当天下午，又将剩下的8万元交给李。
马俊称，“李俊奇收这20万元是以扶贫订报的名义，实际上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事儿，李俊奇是以不报道矿难为条件向我们开口要钱。”
事后，李表示不再对李家洼矿难进行报道，也不向其他媒体透露消息。
另据高占俊、李俊奇确认，李俊奇并未开具任何与“扶贫订报”有关的收款手续。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高占俊等3人在和李俊奇谈妥后，当天还公关了其他北京某媒体的记者。情急之下，南留庄镇镇长高峰甚至向《中国产经新闻报》的一名记者下跪。
经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在蔚县矿难中收取封口费的《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不只一个。知情者透露，该报记者任志明和王月新在蔚县矿难中每人收取了封口费。在中国记者网“记者注销公告”一栏中可以查询到，2008年12月1日,任志明、王月新二人已被中国产经新闻报社开除。
此外，据检察机关从祈建华、余德洪处调取的笔录显示，2008年7月下旬，祈建华接到张家口市某县原县委书记的电话，称某通讯社分社的记者想了解一下矿难的事儿，你们是不是主动汇报一下?
接到这个电话后，祈建华马上将情况向李宏兴汇报，并建议余德洪去趟石家庄向该记者介绍一下情况，想以“事情正在调查”为由让该记者先不要来蔚县采访。
石家庄之行，余德洪与南留庄镇党委书记赵锦龙一同，带着土特产去见这名记者，结果这名记者没有到蔚县采访矿难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