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0 年第3期,发表了阎长贵、杨银禄的文章:《一则历史的传闻的真伪》,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毛泽东晚年的相关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阎长贵将读者的质疑转给了毛远新,毛远新在对阎长贵的回复中,道出了毛泽东1976年处理几件事情中不为人知的内幕。
1968年辽宁革命委员会成立,27岁的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被视为“可靠接班人”,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级干部。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图为,时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左一)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中)。
2010年12月22日,毛远新电话告知阎长贵: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
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他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有的书上说,主席还几次会见外宾;可查查外交部的记录,看主席究竟讲了几句话,讲了些什么,不可忽视其中还有翻译的作用。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
图为毛远新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联络员初的照片。新华社记者摄。
一、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编者注:我们的党史在写遵义会议后十年,重视拔高毛泽东,忽略、贬低张闻天在我党历史上的功绩。遵义会议,毛泽东只是进入了中共常委这个核心领导层,并不是这个核心总负责人。毛泽东自己也曾经不止一次说过,遵义会议后的十年,我党是张闻天负总责,他是副手。)
二、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三、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是唯一参加陪同的中央领导人。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匆匆将马尔登送上车,返回书房向毛泽东汇报近期工作。
4月30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了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毛泽东侧着头坐在沙发上,马尔登总理对他说“非常荣幸见到主席阁下,祝你一切良好。”毛泽东有些含糊不清地说:“谢谢你们”。
毛泽东听了华国锋的汇报回答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由于毛泽东说话含混不清,华国锋听不明白。按说,华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不应该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吧?随后毛泽东又讲了一句话,连张玉凤也听不清楚,于是,毛泽东叫张玉凤拿来纸和笔,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几句极普通的话(按:“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显然,这就不是什么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遗嘱。

图为翻拍毛泽东答复华国锋汇报工作的意见的三张字条。
四、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我过去同你说过,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根据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另外,你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