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某是一家电子公司的老板，每年纳税30多万元，拥有多处房产、车库。他和大学同学结婚后，育有一女。2004年，上高中的女儿不幸遭遇车祸，被撞成植物人，3年后离世。蔡家从此成了“失独”家庭。
蔡家一直想再要个孩子。但是，妻子年近半百，难以怀孕。于是，他想到了通过代孕中介来达到目的。在中介的帮忙下，他认识了离过婚的女子瞿某。
据蔡某介绍：“当时说好代孕期间生活费是每月5000元，抱小孩时再付20万元，不过没有签书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后来，按照瞿某的要求，蔡某每月给她的生活费提高到1.5万元，先后给了20多万元现金。
在妻子的默许下，蔡某和瞿某保持了一年多的性关系。去年8月，瞿某生下了非婚生女孩小琴。可是，当蔡某和妻子按事先约定找瞿某要孩子时，她拒绝交出孩子。
瞿某否认自己“代孕”，声称孩子是她与蔡某的情感结晶，跟她存在直接血缘关系，“不忍心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离开自己”。
蔡某夫妇多次上门找瞿某沟通，但她态度坚决。对此，蔡某很愤怒，认为瞿某把孩子留在身边，就是想利用孩子敲诈钱财。于是，他决定停止向瞿某继续提供经济支持。
现年36岁的瞿某没有工作，她无法独立抚养孩子，遂将49岁的蔡某告上法庭，要求他提供孩子的抚养费。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根据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独立生活为止。本案中，原、被告对非婚生女都有抚养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哺乳期的子女应以跟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宜，被告应当支付非婚生女的部分生活费、教育费直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
据此，法院判定非婚生女小琴由瞿某抚养，蔡某需支付给瞿某抚养费64万元至以小琴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瞿某可按月支取3000元用于抚养孩子，蔡某有权对孩子抚养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在庭审过程中，蔡某强调自己与瞿某之间存在“代孕”关系，因此孩子应由自己抚养。对此，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俞伟强认为，仅从蔡某提交的证据来看，尚无法作出明确认定是“代孕合同”。即便双方在现实中签订“代孕合同”，其法律效力仍然是无效的。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对“代孕合同”作出明确规定，但卫生部于2001年颁布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根据这一规定，禁止实行代孕技术，只允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妻子的子宫进行怀孕。从生育权和亲权的角度来看，目前受法律保护的生育权主体仅限于缔结了婚姻关系的夫妻。合法的生育应以结婚登记并办理准生证为条件。代孕方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权通过代孕合同转移给求孕方，违反了亲权专属于父母，不得让与、继承或抛弃的原则。从“代孕合同”的本质来看，是将代孕方的子宫作为“物”来出租使用，将孩子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均反映出“代孕合同”有违公序良俗、社会公德的一面，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应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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