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涛：3%（管理费）显然不够，可以说肯定不够。如果再有人说，我还是提同样的要求就是3%，我们基金会也是接不了，再也接不了。就是说不能再接，还是3%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NGO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也认为，3%的管理费不具有普遍性。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
康晓光：这3%仅仅能够覆盖中国扶贫基金会投入成本，但是在这个项目中，最主要的工作是由这些省一级，县一级，乡一级，村一级的公务员和村干部们完成的，仅仅这些人员的投入，如果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来做，他的执行成本我相信12%也挡不住。
对于康晓光的说法，清华大学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教授邓国胜却不认同。在他看来，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以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邓国胜 清华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教授
邓国胜：我们的很多公益慈善机构，有的办公场所是由政府免费、无偿提供的，甚至这种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都是政府财政拨款的，当它这个捐款额度很高的话，理论上它这个提取的管理费比例应该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很多公募基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捐多少，都是按统一10%来提取管理费，那这就是非常不合理的。
不过邓国胜同时也指出，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根据捐款金额和项目种类的不同，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事实上，国外慈善机构的管理费比例从5%到35%之间都存在，而捐赠者之所以能接受这些管理费比例，关键在于慈善机构的公开透明。
康晓光 ：透明，就是把你收了多少钱，你是怎么用，这个过程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每一样合情合理合法，就是80%管理费，社会也能接受。你就是3%的管理费，如果高了，1%就够了，你也是低效率，也是滥用善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透明，而问责的一个最基本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迫使这些机构你先透明，你先别讲效率，你也别讲伟大使命是什么，你就把你兜里那点东西掏出来让大家看看，所以过去这个领域中一句流行的话“公益机构要有一个玻璃口袋”，透明的。
目前在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制度对慈善机构进行严格的监督。在美国，联邦税务局是实际上的慈善机构主管部门，慈善机构每年都必须向国内税务署上报年度财务报表。此外，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州总检察长提交年度报告，总检察长可以代表公众对触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
英国政府早在1860年，就专门成立了“慈善委员会”对慈善机构进行监管。慈善机构必须向慈善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无正当理由而未提交年度报告者将面临违法指控。《慈善法》同时还规定，在英国，任何人都有权获得慈善组织的年度账目和财务报告。
德国主要通过颁发“捐助徽章”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管，慈善组织要想保留徽章，必须每年提出申请，每年接受一次审查。2010年2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德国委员会就因向募捐广告商支付回扣等问题等受到严惩，该委员会自1995年一直持有的 “捐助徽章”被德国政府收回。而在我国，尽管在现有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等法规中，都规定，慈善机构对善款的接收和使用情况应当进行公开，但大多没有对公开的具体内容、时间、渠道和监督部门等进行明确要求。
康晓光：像公益基金会，我们现在这个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统计的话，大概一半是没有官方网站的，你查不到，就是它的收支情况。然后这里面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愿意主动把它的财务信息提供给去调查的人。
郑国胜：它的压力不够，捐赠者没有用脚投票，谁公开透明度越高交待的越好，你像扶贫基金会一样，交代得这么详细，那我就选择给它捐款，不交待的我就不捐。另外一种原因是就是，我们大多数公益慈善组织，它有一定的垄断性，它很多情况下是靠行政劝募，行政手段进行劝募，他不需要依靠公信度来进行劝募，那我为什么要交待呢？
尽管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次2亿捐款项目中做到了全程公开和透明，也得到了捐赠人的肯定，但人大NGO研究所所长康晓光却有着另外的担心。
康晓光：实际上最不需要担心是曹德旺这样的人，最需要担心是普通老百姓，他捐两个亿，公益机构变成他的马仔了，但是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你捐十块钱，你捐一百块钱，你捐两百块钱，你打个电话去问，都没人给你接电话，就是公众这种权利，就是小捐方的权利那是彻底得不到保障。
那么慈善机构对于小额捐款方的需求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陈红涛：其实这个透明也是有成本的，假如说捐两块钱，这个成本就很高很高了，我们没办法告诉他你的两块钱到底发给哪个农户了，这个要实现很难的。”
对于慈善机构的这种说法，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并不认同。
王振耀认为，与国外成熟的慈善事业相比，国内慈善机构所欠缺的，是没有把满足捐赠者的需求作为公开透明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我说你是不是把公开透明变为让捐赠者满意？我相信一个捐赠者满意，他能够影响至少，几十个到上百个的非捐赠者。所以说基金会也好，我觉得公益组织也好，一定要把捐赠者的满意，作为最高的信息透明标准，而不是简单地我提提我没有贪污，我已经上网了，我已经公示了，你不看。
主持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民政部官员表示，民政部正在起草关于慈善捐赠透明的《指引办法》，进一步对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为进行规范，积极引导和推动慈善的公开、透明。业内人士认为，“苛刻”的曹德旺先生对此功不可没。事实上，曹德旺先生开了一个先河，就是捐赠者要对慈善机构进行问责，慈善机构要有一个透明的“玻璃口袋”。这既是对捐赠者负责，也是对受赠者负责任的行为。
不可否认，绝大部分慈善机构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他们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很多慈善机构账目不透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捐助人的热情和善举。信任度的高低也成为影响捐助者奉献爱心的因素。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使得曹德旺先生这个最苛刻的捐款更令人关注。
在现代社会，越是透明、高效，慈善机构才越有公信力，才越能推动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呈现良性循环。如比尔•盖茨基金会，就因为运作情况良好，公信力高，吸引了另一个超级富豪巴菲特，直接将巨额资金捐给比尔盖茨基金。如果不是这样，那他的基金会就可能被冷落甚至难以运作。
前不久，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终于取得合法身份了，这是个好消息。如果我国有更多高效透明、公信力强的慈善机构的存在，相信曹德旺先生那样的“苛刻”会轻松更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