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3月30日在电话中恶狠狠地说：
“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瑛答：“有记者”)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它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姚文元4月2日15时40分又在电话中布置：
“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
4月3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精心策划说：
“是否可以写这样一篇社论，题目是‘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首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形势大好，取得了很大胜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很孤立，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第二段，要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等。”
“最后，要批邓，警惕转移斗争大方向，多讲几句。要写得短，气要足。”
4月4日姚文元又一次打电话攻击人民群众的纪念活动：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你们内部要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要继续批邓，不要听信谣言，听到要追查。”
4月5日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旁边的一座小楼，用电话指挥《人民日报》记者：“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4日抓了3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盯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早在3月份，人民群众刚刚开始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时，“四人帮”的干将、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四人帮”被粉碎后，畏罪自杀)就布置对送花圈的单位、人数和花圈数进行登记上报。以后，他又布置人员到广场监视人民群众的活动、照相取证、撕毁诗词，并拘捕了几十个人。4月2日，正式成立首都工人民兵、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联合指挥部，抽调了3000余人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出动。“四人帮”还采用各种卑劣手段，伪造情况，歪曲事实，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4月3日凌晨4时40分，在黎明前的黑暗掩护下，王洪文由便衣人员保护，窜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筒察看了人民群众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和诗词后，气急败坏地给在公安部的亲信打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呵，我刚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破案嘛。”王洪文一声令下，他的亲信立即行动，布置人员照相取证，在夜深人静时毁坏花圈，撕毁诗词，干尽了见不得人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