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城固“法制培训”饿死上访人

不仅仅是饥饿

发现受训者经常有晕倒的情况，“法制培训中心”找来乡医或是精神病专科的医生，量血压，定期体检，但很少有人能吃到药。每到晚上，许是怕受训者出现身体意外，常常半夜里把他们挨个儿叫醒一遍。

多位受训者回忆，市里等一些管信访、政法的领导都出现过这里。看到“法制培训中心”无任何关押文书、被关的是无任何犯罪行为的人，有几位领导要求废止这一非法场所。

关鑫磊曾对受训学员讲，“法制培训中心”是县里设立的，自己只是行使一种职责。放出来的条件是要叫学员“息诉罢访”为止。但这无标准可言，即便认为表现得好，离开时，保证书、申请书、保证金和担保人都是不可或缺的。

被培训的日子里，也并非每一刻都是绝望的。工作人员里，一位姓江的中年人让大家感到一点短暂的温暖。他会为这些时刻锁在房间里的人偷偷给予照顾，同情泛在他的眼睛里。

遇中秋节、春节，才有点加饭，有时中午添加一点蒸米饭的汤。而罕见地组织学习，组织打麻将、扑克等活动，包括那次吃了几个野菜饺子，都有保安在一旁拍照。

在院子里栽树，种蒜苗，帮工作人员倒垃圾是学员最可期待的事，这才可以呼吸到院子里的空气，有机会看到防暴犬“拉索”啃骨头的样子。自然这属于一种特别奖励。

2009年第一场大雪之后，屋子里顿时冰寒侵骨。胥灵永发现，弟弟胥灵军仍穿着刚进来时的那件脏污的T恤衫，一条单裤，光足穿着凉鞋。而胥灵军并不特别，其他人大都穿着凉鞋，单衣薄裤，有人脚后跟冻得流血。胥灵永身有重疾，工作人员才找来四条单裤，让他套穿着御寒。他脱下一条裤子，连同一件旧军装，求人送给了弟弟。

几个月前，胥氏兄弟等7名伤残退伍军人同意了县里每人每月发给800元生活费，外加安排廉租房的安置办法，后来，其他5人相继离开了，胥氏兄弟也写了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但仍对他俩实施关押。据胥灵永说，关鑫磊曾瞪着眼睛当面说，要用最原始的办法对付他们兄弟俩。

2009年深秋的一天早上，经获准，胥灵军和胡彦平在六七个人的跟随下，抬着大塑料桶走出大门外倒垃圾，在垃圾堆上看到半个桔子，它烂得发了霉，胥灵军扑上去，捡起来就吞进嘴里。胡彦平目睹有人冲上来，将胥灵军嘴巴里的桔子掏了出来。这以后，就不准他出来了。

2010年3月初前后，胥氏兄弟被安排在了一室。胥灵永的双腿已经变得僵硬，连饭都不能打，才让胥灵军日常照顾哥哥。

饥饿不断消耗着肉体，胥灵军的大腿和小腿几乎一样细弱，那形象很吓人。

早上，胥灵军迟缓地给哥哥擦脸，用双拳无力地帮哥哥捶打着腿部。接下来，有人用喇叭命令他，让他背哥哥在屋里转圈圈，一两圈后，胥灵军用尽了残力，脚下却不听使唤，有时会重重摔倒。

喇叭里随即传来的呵斥声被大家都听到了。胥灵永不忍弟弟受体罚，他滑下身体，兄弟俩一起扶着墙完成规定数字。

当两个瘦骨嶙峋的身体并排紧挨坐在床上，还能彼此获取温暖。虽然有禁令，但晚上，胥灵军还能找到机会，弱声弱气地对哥哥说，等他出来了，到西藏买些虎骨和羚羊角，彻底为哥哥治病，还要带哥哥去甘肃吃最好的羊肉和揪面片。他们都想把注意力从饥饿里引开。

而房间的阴影中，胥灵军的动作是那么艰难吃力，还有胥灵永亦是无力动弹。胥灵军已经端不起一小盆水，他在床上叠被子的动作，好像永远也不会结束似的。因为被子没按规定叠好，他又被罚不能吃饭。

有一次打饭时，胥灵军看到走廊的桌子上撒有几根面条，拨拉到碗里，准备回房，结果碗被关鑫磊打翻在地，胥灵永回忆说，从2010年起，改为一日三餐，中午多供应一两饭，但他们还是太饿。

胡彦平说，有天晚上，胥灵永有病，另外给他做了一点饭，碗中的热气在兄弟两人中升起，带有一种本能，胥灵军尝了一下看烫不烫，躲在门外的一伙人将他抓到另一房间，逼他承认，是他一直偷吃哥哥的饭，才让哥哥的腿不能动。胥灵军音调凄切直喊“冤枉”，脑门在地上碰着，血流了出来。

胥灵军患重感冒，从床上摔下来，才给他输了液。胡彦平给他们兄弟俩端饭，她看到胥灵军闭着眼睛，说自己“饿得很”，而他的哥哥则吞声饮泣。

死亡的阴影步步逼近。胡彦平和胥氏兄弟的房间是门对门，她回忆，胥灵军临死的前两天，早晨刚打了饭，正转身时晕倒了，盛饭的塑料碗摔出了老远。有人揪住他的后脖领，试图将他提起来，但不成功，最后几个人架起他回了房。

2010年3月17日，兄弟同处一室18天左右。这天早晨，胥灵军忽然盯着墙上的铁窗，说了三遍“杏花开了，红红的”。胥灵永努力地接近那窗户，看到的只是一个刚发了芽的树冠。

那天晚上，胥灵军要水喝，值班的人不允许。“哥哥，我今晚太想喝水了。”胥灵军的声音很低。胥灵永看见弟弟下沉的身子异常吃力地往床上爬。“你不要紧吧？”弟弟没有回答他。

命断“培训班”

2010年3月18日早6时，胥灵永没有叫醒弟弟。听到他的呼号，关鑫磊打开门锁，将胥灵军抱着走了出去。

胥灵军以猝死走完了在“法制培训中心”9个月零4天的光阴。当天下午，县上有关领导来“培训中心”查看。晚上，胥灵永、胡彦平、武金秀等10人被送往医院救治，或被相关单位接出。胡彦平原来108斤的体重已不到65斤。

也在同一天，村干部通知胥母去维多利亚宾馆，老人嗅到不祥，有人才说胥灵军死了，尸体在县医院太平间。

大哥胥长新说，两个弟弟在“法制培训中心”期间，家人亲属多次前去探视，均遭拒绝，甚至遭打骂而回，四弟死得蹊跷，所以当天拒绝认尸，不过，他承认，第二天，县政法委和公安局的人再催认尸，家人态度就变了。

但认尸先要答应不准带手机，不许拍照条件，并要签字确认。白布滑落，胥家惊愕见到的几乎是一个骨架，最后从尸体左腿上缝有三针的伤口上，才确认是胥灵军的尸体。胥家后悔没有带着照相机拍下胥灵军的惨相。

在巨大的悲痛中，胥家拒谈解决方案。最后县里来人说，先解决活人问题，之后会给死者家属一个圆满的答复。

20多天后，县里派人逼着和胥家签协议，胥灵军77岁的母亲获得一次性救助26万元，他的妻女一次性补助44.8万元。签字时，胥家要求，对胥灵军的犯罪行为要依法查办，但这没写进协议里。

一个月后，汉中市公安局法医对胥灵军进行尸检。在尸检现场，胥长新眼见四弟的胃里没有一点食物，只有硬币大的两个冰碴块。让胥家气愤、心寒的是，尸检完毕，胥家不同意火化尸体，胥长新说，县工作组的人威胁不签字要承担责任，不给兑付补助，他们只好签了字，最后胥灵军的尸体被火化了。

此时，胥灵永正躺在病床上。当亲友们相拥而泣时，而他却显得没有什么心思。

之后，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与县里的几名干部来到胥家，宣读胥灵军尸检鉴定文书，胥家人听他们念道：胥灵军的死亡是因支气管炎等疾病导致的。

胥灵军惨死后，胥家向当地检察院、法院递交诉状，但至今没有立案调查。

一次，上初三的16岁女儿到医院看望胥灵永时说，“爸爸，相信国家会有人站出来为我们主持公正。”这让他很感动。

胥灵永出院后，再次赴西安、北京上访，与以前不同，他多了一项为死去的弟弟鸣冤的使命。

2010年12月13日，再度被关进“法制培训中心”，折磨重现。4个月后，因再次患病才逃出这个令人恐惧的冷酷空间。

胥灵永出来时还带着一个托付。走出铁门的前几天，也是第二次回来的武金秀趁给走廊消毒之机，扔给他一叠卫生纸，交代胥，按卫生纸上面的电话号码，找她一个有能力的朋友，将卫生纸转交朋友，让快来救她。

胥将卫生纸藏于鞋垫内，再塞进裤衩里，偷偷带了出来。这个1米多长的卫生纸上，是武金秀好不容易写下5000多字的控诉信，多是指证自己所遭受的折磨。

胥试着打武金秀那位杨姓朋友的手机，但对方说“这是政府行为，我管不了”，后来他又发短信，但发出的短信没有任何回复。

按胥、武约定，胥出来就到武的一个朋友处，找武留的电话号码联系。然而，至今仍没有杨的来电，他开始由己推人，担忧这个身体扁塌的女人，是否还能撑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