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秩序紊乱：社会稳定受到冲击
江涌认为，资本与权力交媾，政策向富人倾斜，使得“当前中国的贫富矛盾不断转化为官民矛盾”，而两种矛盾又相互加强，使中产群体严重缺失，社会分裂加速。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则认为，相比财产差距悬殊这一现象本身，分配秩序的紊乱才是引发社会危机的根源：“工薪阶层收入增长有限，而以权谋私、投机钻营者、食利阶层等群体收入不合理畸高，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分配现象不可避免的导致‘拜金主义’、‘一夜暴富’、‘仇富’等扭曲的财富观重新抬头，严重冲击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是非观，引发部分社会成员心态的失衡。”
除了观念冲击，还有实实在在的劳资纠纷。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近期劳资争议案件中约30%是由于薪酬分配问题引发的。苏海南表示，收入分配不公、部分社会成员长期收入偏低、增长缓慢，拖欠、克扣工资等现象，直接导致劳资纠纷数量大幅增加，一些恶性案件也由此而起。更不用提利益集团固化后形成的寻租、政策游说、买收代理人等行为，“不仅直接恶化了政治风气，甚至可能导致部分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满和仇视，将收入分配这一经济问题，逐渐转化为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江涌认为，犯罪率是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晴雨表”，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是衡量社会秩序和社会变化的重要尺度。对于已发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警力，强化防卫，都只是治标之策，只有切实解决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才能杜绝“无缘无故的恨”。
“富二代”之忧：经济痼疾固化 不公代代传递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过去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转轨带来的，某种意义上有积极作用，比如对做出更多经济贡献的劳动者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给予更高的回报，有利于促进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而现在由制度不完善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比如公共资源的流失、寻租现象、腐败、钱权交易或者垄断部门凭借垄断地位获得高收入等行为，对经济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会更大。
有学者认为，其他一些正在困扰中国的“经济病”也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息息相关。例如，经济学家徐滇庆就认为，房价居高不下的要害在于贫富差距太大，8%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使得“1亿人买很多套房，剩下12亿人买不起房”。
而“富二代”一词似乎意味着人们对于阶层不仅“分化”而且“固化”的趋势更为敏感。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撰文称，前一段时间传说房子要征房产继承税，结果出现了爸爸用两岁儿子的名字买房子的案例；最近披露出来银行业竟然出现了“娃娃股东”，很多份额不算小的股东只有七八岁、十多岁。他认为，这意味着财富在代际内部已经提前进行转移了，“这样的转移，就是想让目前的阶层状态尽早固定下来，并且一代一代地固定下来，甚至都想抗拒自然规律。”
既得利益者固化现有局面，并不意味着现有经济格局中的一切，包括经济增长率，都能毫发无损的“固化”下来。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不公不仅会拖累经济发展，还会使得经济中现有的漏洞成为长期痼疾，进而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例如，低收入群体收入人数众多，其收入增长缓慢，也看不到增长的可能性，致使扩大内需成效甚微。而内需疲软，将迫使经济增长继续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强化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使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外贸加工行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依然居高不下，第三产业发展受到制约。
“这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就业和产出比重偏大、第三产业就业和产出比重偏小的格局，又进一步固化了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即低素质劳动力比重过大，中高层劳动力比重明显偏小。”苏海南表示，消费疲软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循环的瓶颈，反过来又严重制约了生产、交换、分配等其他环节的正常发展。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中的问题有些可以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环节直接得到解决，但也有一些必须到后面的经济社会体制深化改革环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建议，要专门研究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初次分配里，政府要构建一个良好的市场运作环境，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把资源配置不公的问题解决掉，建立起劳资协商这种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律，“并不是政府干预就是去瞎插手，包括政府不该管的要放掉，这也是政府应该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