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款“卧底吃鲍鱼”较真的联想

        最近，关于香港“三公消费”的旧闻屡见报道，引人遐想。譬如香港有17万公务员，专车仅有20部；特首曾荫权于2008年赴广州公干，仅花费420港元；2007年，廉政公署卧底行动，5人点了鲍鱼、鱼翅，花费4450港元，由公款付账，被检方质疑他们用特区政府钱吃“豪宴”，等等。

　　2010年，香港地区的廉洁指数稳居亚太区中的第二位，仅次于位居榜首的新加坡，实非浪得虚名，令人艳羡。在内地，莫说高级公务员，哪怕小小科级干部有专车，甚至专职司机都不出奇，至于公款吃喝，就更不在话下，某市烟草专卖局一个月的接待费就高达200万元。一年数千亿元的“三公消费”就是这样烧掉、吃掉、玩掉的。公众对香港铁腕反腐感兴趣，好奇之外，更有由彼及此的感怀。

　　香港也曾腐败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公职人员贪腐成风，百姓怨声载道。在短短数年内，扭转乾坤，直至今天河清海晏，他们又是如何实现善治的？纵观香港整个操作过程，除廉政公署这个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之外，透明政府、零容忍政策、公民教育、舆论监督等都是反腐的必要条件。

　　更进一层拷问，香港经验能否复制，他们做得到的，我们能否做到？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反腐经验都表明：即使在行政体制内求解——独立的治贪机构、透明的运行过程、高度的公众认同——廉政也可以有保障。这种路径对我们来说，是难度相对较小、比较容易接受的。毋庸讳言，反腐走到今天，技术瓶颈远远小过意愿不足，成功经验摆在这里，关键在于愿不愿意搞“拿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