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城固“法制培训”饿死上访人

胥氏全家， 78岁母亲王定兰和她的四个儿子，四子只能定格在相片里。——本报记者 杜光利 摄

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培训班的6位工作人员是从公安局、政法委、信访局、法院抽来的。据说设立“法制培训班”是一种“保健”措施，愈加必要，可以阻止有人上访。

本报记者 杜光利 发自陕西汉中

从县里的“法制培训中心”出来已近3个月，47岁的胥灵永仍没有回家，在哥哥破旧的家里，胥灵永说他感觉自己像一只惶恐不安的老鼠。除了肉体折磨留下的病症，在驱之不散的噩梦中，他每次都会看到那个冷酷的空间。

在第二次下岗后的第六个年头，残疾军人胥灵永于2009年6月21日再次被押送至陕西省城固县的“法制培训中心”。在这个改建了新址，时钟和日历触及不到的地方，胥灵永和包括他胞弟胥灵军在内的其他上访人员，完全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9个多月后，胥灵军猝死于“法制培训中心”，胥灵永等多位参加“全封闭生活”的人成了皮包骨，有生命之虞，被送往医院抢救治疗，引起家属和多位受害人控诉。至此外界才发现，“法制培训中心”用饥饿等最方便、不受制约的残酷手段折磨上访者，让其遭受巨大的苦难，最终“息诉罢访”。

2010年12月13日，胥灵永因弟弟之死四处寻求法律援助，再度关进“法制培训中心”，折磨重现。“漫长的饥饿，让我今生永远不会忘掉。” 这个伴有脑梗后遗症的中年人喃喃自语道。

2011年4月14日，胥灵永因为病症被从四道铁门把守的“法制培训中心”送往医院检查治疗，逃出厄运。自2009年6月以来，胥灵永等上访者目睹了至少20多人曾经历的时段不等、彼此一样而常人难以想象的黑色岁月。

“法制培训中心”仍在运行。

胥灵永现在一心想做的，就是将“法制培训中心”骇人听闻的事实真相，把这种跟社会不相容的毁坏生命的行为公之于众，他在等待上级的调查取证，也是在等待自己命运的转弯。

“法制培训班”令人齿寒

佝偻着背，走路踉跄着，7月13日，胥灵永被大嫂叫到饭桌前吃饭，身材不高的他没有话语，平时，感觉吃的饭好像总卡在喉部，有时喝水也会卡住。于是他给米饭里倒入开水，然后开始慢慢下咽。

胥灵永正为多种痼疾所苦。三年前，突患脑梗死，之后，冠心病、反流性食管炎也来损坏他的身心。

虽然现在又穷又残废，他当年也曾有过一段引以自豪的时光。胥灵永生于1964年，中学毕业后参军。1984年参加了收复老山的战斗，荣立三次营嘉奖。其间，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脚底部负伤，系三等乙级伤残。

1988年胥灵永退伍后，被安排到城固酒厂工作，2002年，因酒厂改制，他第一次下了岗。

如果失去了工作，无职业的妻子，13岁女儿和他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三口会饿肚子”。胥灵永托人找关系，又进了厂上班，但8个月后，他第二次下岗。按照国家有关优抚优待条例，残废军人不允许下岗。但是县里的领导说，酒厂成了私人企业，也拿它没有办法。等待胥灵永的依然是下岗。

胥灵永第一次上访的时间是在2005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某些人眼里，他上访时间最长，进京次数最多，是县里一号“缠访者”。

而紧随其后，他的四弟胥灵军落下“缠访”的坏名声，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胥灵军小胥灵永6岁，1990年入伍，曾荣立三等功一次，在某次训练中负伤，致左腿粉碎性骨折，系三等甲级残疾退伍军人。1998年，胥灵军从城固县84号厂下岗。妻子患有癫痫病无法劳动，还有两个女儿初长成，家有负债的胥灵军去了广州打工，7年后，因为伤残部位伤痛复发，被辞退，闲赋家中。

兄弟俩的人生境遇惊人地重合，有些宿命，还在按一种惯性继续着。这一细节并没有引起其他人足够的注意。

胥氏兄弟有时是一块儿去上访，有时各自去。胥灵军先后三次赴京上访。对于认为“只是来落实工作”的胥灵永来说，上访是被迫无奈，就是要求有关部门按政策办事，但他难以理解，历时数年多方反映情况，换来的却是强行接回关押，直至后来参加所谓的“法制班”培训。

城固县“法制培训班”诞生于2008年5月左右，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这是全封闭关押上访人员的场所，培训班的6位工作人员是从公安局、政法委、信访局、法院抽来的。据说设立“法制培训班”是一种“保健”措施，愈加必要，可以阻止有人上访。

“法制培训班”设在南沙河原五七干校内，多位被培训者记得，2008年来此受训的共11人，其中有7名是女性。参加培训的人，由所在村镇或单位每月交500-1000元培训费。他们回忆，新来的受训者拉来后，先进行全身搜查，培训时间3－8个月不等，培训内容包括学习信访条例、道德教育、致富门道，还要出操、参加考试。

胥灵永发现即便考试合格、写了保证书、申请书，表现好也不能离开，意味可以离开的标志是，培训者提出先交三五千元。被培训一个月多后，胥灵永因为“在威胁下整天背记东西”而发病，送往城固县医院抢救，医院诊断其患脑干、小脑多发性梗死，这才免于继续被培训。

曾是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劳模的胡彦平今年63岁，多年来认为“两级法院判决有问题”而不断上访，她说，参加培训的人每个人进去后先要挨一顿打，之后随意打骂人的事司空见惯。“副主任关鑫磊打了我一巴掌，造成我右耳失聪。” 胡彦平说。

胡彦平看见常常是关亲手打人，他惯用的手法是，揪住女受训者的头发扇嘴巴，有人被打掉了牙齿，有的嘴打烂了无法进食。

至今，让胡彦平难忘的是胥灵军的仗义之举。一次，关鑫磊在打48岁的武金秀时，胥灵军上前去制止。2008年8月的一天，关在毒打文小莲时，文的哭声很大，胥灵军看不下去，捡起一块砖头砸在关的肩膀上。

胥灵军的仗义，从一开始就让自己身处险境。

被关押的日子

2009年6月19日，胥灵永再次去北京上访，县里派人接他。先把胥灵永送到县里的一家宾馆，身边有10多人轮流看守他。

两天后，胥灵永由一群人押着来到县城东边的一处铁路旁停下，这里是县中医院的旧址，现在是精神病专科住院部。进入院子右拐，再沿着一条幽深的小径往里走，尽头是一个用两人高的高墙和铁门包围起来的独立院子。

铁门打开了，胥灵永被推了进去，看守者把门砰地关上，从里面上了把大锁。有人这时将胥灵永的全身搜索一空，包括他的裤带。

胥灵永被押着经过楼门和走廊的两道铁门，进入到院内唯一一栋二层楼里，他被投入第二号房子，房门是铁质的，上端开了扇焊着钢筋的小窗。1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有一张用三合板钉制的小床，地上放着一个脸盆和一个马桶。胥灵永看到屋内墙角还安装有监控器和喇叭。

胥灵永把头伸向小窗，他看到了隔着走廊另外一个屋子里向外张望的胡彦平，他还听到了武金秀、弟弟胥灵军和其他人的声音，之后，关鑫磊把脸贴到铁窗棂中间开始呵斥他。

这是“法制培训班”的新址，小楼是经过专门改造的，一层的10个房间，基本上一人一间关着上访者，而二层是供工作人员使用。不同的是，这里改称为“法制培训中心”，新增加了三男一女4位保安。

10天前，胡彦平、武金秀等人被转移到这里，也在同一天，73岁的许凤成因第九次进京上访被抓至这里。3天后即同年6月14日，胥灵军因去北京上访被用手铐铐回这里。此番受训的陆续还有残疾退伍军人姚彦强、方简明、王健、钱少军、杨新，以及该县的丁会芹、辛龙成、何忠有、王建设等人。

多位被培训者记得，从进来的第一天起，一连四天，不给吃饭，也不给喝水。尔后，他们按规定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先整齐地叠好被子，等房门的锁打开后，就去走廊的厕所里倒马桶，然后他们重新被锁回房里等待早餐。

早餐是每人一个土豆大小的馒头，再加半勺稀饭或豆浆，一口就喝光了。胥灵永在单位管过职工食堂，他知道这些加起来只有一两的量。工作人员再通过监视器强迫这些受训者在屋里走圈圈，通过喇叭听主讲者用冰冷的语气念文件。

多位被培训者说，这里一天两餐，不供应饮水。晚餐一般是机器压的面条，每顿连汤只盛两小勺，汤里的面条不足两寸长，有人最多时得到21根。此外他们一整天被锁在屋内，不准躺下，只让站着或坐在床边，晚上10点才让睡觉。若有两人同处一室的，绝对禁止相互交谈，发现有违反的，就要受到两天不给饭吃的处罚。

因为有病，从2009年6月11日到2010年3月18日晚上被放出来，胡彦平记得自己共喝了27小塑料杯的水。这是他人绝对不会有的待遇。

“在那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一直没有离开过你的感觉就是饥饿。”胥灵永说，饥饿成为一种控制、折磨人灵魂的魔鬼。应该说刚吃完还是饿的，所以刚吃完就盼着下一顿。

关押期间，没有毛巾，甚至连卫生纸也不提供，受训者不能和家人见面，送来的棉衣鞋袜等生活必需品不给转送。他们无法刷牙、洗脸、换衣服。长期饥饿让有的受训者出现了视力模糊、牙齿松动的现象，有的患上了肠胃疾病。几乎每个人开始10多天艰难地解一次大便，“粪便像羊屎蛋一样”，解手时或扶或坐在床沿上，这样防止自己晕倒后受伤。

相互眼看着每个人都变得皮包骨头，羸弱不堪，从恐惧、愤怒到悲观，受训者的意志在饥饿、孤独中开始逐渐瓦解。隔壁房间也曾传出啼饥号寒的求饶声。

“我原以为胥灵军在这里会服软，但实际上，他打抱不平的脾性没有改变。” 胡彦平回忆说，38岁的杨新来到“培训中心”门口执意要探视被关押的战友，争吵令关鑫磊大怒，关和另外两个保安将杨强行抬入，和许凤成关在一室，不给他加床。因为受冤，不堪遭受折磨，杨将头朝墙上猛撞，皮肉都粘在墙上了。一天，杨新行为失常，掐住许凤成的脖子不放。杨新还在屋外被打得小便失禁。这些时候，听到状况的胥灵军便在屋里进行抗议，他艰难地透着墙壁一人多高处的小铁窗朝外看，大声制止。

毫不例外，胥灵军因此而受到惩罚，两三天不给饭吃，但是再有工作人员随意打骂受训人员，他还是尽自己所能试图阻止暴行。

据胥灵永等人回忆，之后胥灵军一脸胡子，看上去又脏又瘦，越来越没了人形，根本不像以前那个结实强壮的退伍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