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不仅喜欢读书，而且非常谦虚谨慎，还经常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
１９８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把“学习雷锋标兵”朱伯儒的事迹材料报送邓小平，请邓小平题词。
邓小平认真阅读后，思考片刻，然后提笔在宣纸上写道：“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他把这份题词交给办公厅的同志，说：“请不要急于拿去发表，应该请语言学家推敲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字不准确的地方。”
办公厅的同志去请教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王力先生接过题词，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字地推敲。念了一遍又一遍，不住地点头说：“好，写得好！”
当王力先生又念了一遍时，眼睛停在“名符其实”的“符”字上。他说：“不过，‘名符其实’的‘符’现在已经不使用了。如果就这样写，用字不规范，最好用‘副’字。”说着，用铅笔在“符”字旁边写了一个“副”。
办公厅的同志回来后，拿着改过的宣纸给邓小平看，并告诉他说：“王力先生说，‘名符其实’的‘符’字不规范，应该用这个‘副’字。”
邓小平十分高兴。说：“改得好，改得好。虽然过去用这个‘符’字，但现在不用了，就是错别字了。老师写了错别字，贻误了学生，国家领导人写了错别字会影响国民的文风。这叫上行下效嘛！你去替我好好谢谢王老！说我险些做错了一件大事。”
他又要来一张纸，仔细地把“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写在上面。写完后，又用笔点着，念了一遍。尤其念到“副”字时，停了好一会儿。邓小平认真改字，被传为佳话。他乐于纳言的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目前收集的邓小平题词共有525幅，其中纪念地题词41幅，烈士题词38幅，风景名胜地题词4幅，单位题词69幅，活动类题词67幅，书名118幅，报刊名43幅，海外5幅，赠言类4幅，其他136幅。
邓小平题词的语言比较简洁，最短的是“求是”，“晗亭”，“深圳”，只有两个字，最长的是纪念韦拔群的题词，有200多个字。
邓小平题词还有个特点是，他很少随机题词，一般是在北京题写好后送到被题词的单位或个人手中。从收集的资料看，邓小平在1988年5月11日一天题写了19幅，是数量最多的一次。
邓小平题词一般都有落款，注明题词的时间。只有少数几个没有，如“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许是邓小平认为这些题词有长远的时间意义。邓小平在为空军题词、为淮海战役题词、为《人民军队》题词、为刘胡兰题词等几次题词中用了“敬题”这两个字，表达了他对先烈的崇敬和缅怀之情，对人民军队建设的殷切希望。1985年9月，邓小平为兆龙饭店题词，题词的时间在饭店开业一年前，他的目的是敦促饭店的建设。1984年2月初，邓小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把落款的时间提前到1984年1月26日——他视察深圳期间。这反映了他为深圳建设者着想的工作作风。
邓小平对题词的内容认真推敲，表现出严谨和认真的精神。比如在为“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中，邓小平用“谁愿意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谁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就学习者而言，邓小平用限定词的办法，缩小了范围。事实上，学习雷锋虽然是一种群众性活动，但能认真学习实践的还是一少部分。这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邓小平对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有很深的感情，对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同样有很深的感情。因此，一般有这样的题词要求，他都会满足的。以下是他给6位领袖与战友题词的数量分布：毛泽东8次、周恩来6次、刘伯承5次、刘少奇4次、叶剑英和罗荣桓3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34名中央委员中，邓小平题词的有21人。但是也有委婉拒绝的。一次是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到遵义视察，当时的地委书记李苏波请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为邓萍墓题词，邓萍是红三军团攻打遵义时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干部，当时是红三军团参谋长，是彭德怀的下属。邓小平谦虚地说：“我不能题，要请彭总题。”他让李苏波准备好纸和内容，由他带回北京请彭德怀题。另一次是邓小平在参观成都武侯祠时，他的亲属刘京华当时在这个博物馆工作，请他题词，他予以委婉拒绝。这反映了邓小平题词的原则，一是根据需要；二是题词的身份是否合适。他第一次为西柏坡纪念馆题词后，平山县要建一个纪念碑，又请他题写碑名，他让秘书告诉平山方面，就选前三个字，反映了他灵活处事的工作作风。
邓小平在题词时发生过不少有趣的故事。1984年1月29日，在珠海经济特区，他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肯定了搞经济特区是正确的决策。1984年2月初，他为深圳的题词大家都熟悉。1984年2月9日，他为厦门经济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建设得更快些，更好些。反映了他对特区的希望。厦门人的理解是：厦门经济特区比深圳经济特区有差距。
1984年8月21日，他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并风趣地说：“就这个容易。”他指的是题写几个字是容易的，要建设开发区、吸引外商来投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是不容易的。他为朱德故居题词，“德”字的“心”上少一横，我们分析是借用北京全聚德的写法，后来，四川方面请他重写，他也欣然重题。1984年他为上海宝山钢铁厂题词，是唯一的一次涂字的题词，题词的内容是：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第一个“要”字之后，是个“创”字，后来又涂掉了。
1986年2月，邓小平最后一次到成都杜甫草堂。他每次到成都都要到这个地方，他还说：到成都不到杜甫草堂等于没有到成都。这次赏梅之后，杜甫草堂的同志准备了笔墨请他为草堂题词，他的外孙拉着他的手说：“爷爷又要写什么？我们不写了吧！”使劲往回拽，邓小平听了笑着说：“好，好！听你的，我们不写了。”一边说一边和草堂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表示歉意。虽然他没有给草堂留下题词，但他的亲情给草堂的工作人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小平与他人共同题词有2次，一次是解放战争时与张际春、李达；一次是与刘少奇共同为海军题词。
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邓小平原来的一些题词有些有了变化，因此这些题词已成为珍贵的文物，比如中国革命博物馆已改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由江泽民题词；北京图书馆改名为国家图书馆，由江泽民题词；青岛海洋大学由于院校调整，2002年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校用拼字的办法把“中国”两个字拼上；《自贡日报》的前身是《新自贡报》，是邓小平在西南局工作时题写的，1981年复刊后，用拼字的办法拼成《自贡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