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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官场小说是庸俗产物 不值得我费脑筋

[日期:2009-10-20] 来源: 汉网-武汉晚报  作者: [字体: ]

资料图片:刘醒龙

  人物名片

  刘醒龙,《圣天门口》获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和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第五、六、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七届庄重文文学奖和首届青年文学创作成就奖等。著有长篇小说《威风凛凛》、《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弥天》、《天行者》。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等。中篇小说《凤凰琴》和《秋风醉了》被改编为电影《凤凰琴》和《背靠背脸对脸》。长篇小说《爱到永远》被改编成大型舞剧《山水谣》。

  关于《天行者》: 民办教师应称为“民族英雄”

  记:你创作的《凤凰琴》曾感动无数国人,时隔17年后,你怎么会再次想起续写民办教师们的生存情状,是什么缘由调动了你的创作热情?

  刘:中篇小说《凤凰琴》在《青年文学》1992年第五期发表后,大量读者来信提出希望读到《凤凰琴》(续)。我没有赶那个热潮,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我一直在悄悄做准备,只要有机会见到乡村学校,我一定要进去进行一定的了解。去年有机会遇上一位来自西北的同行,在他的家乡,乡村教师人手一册《凤凰琴》,那些困难得不知道什么叫困难的老师们,将《凤凰琴》当作经书来读。这之后,我读到一位同行的文章,写的是在汶川地震中的映秀小学樊晓霞老师,与丈夫结婚后分居的十四年中,夫妻俩一直在读《凤凰琴》,一边伤心落泪,一边又用小说的主人公来安慰自己。十四年后,刚从高山上的教学点调到映秀小学,与家人团聚,就被大地震永远地夺走生命。这两件事,都让我为之震撼。特别是后一件,让我觉得让《天行者》成书的时候到了。

  记:《天行者》中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哪些地方超越了《凤凰琴》?

  刘:17年前,我还年轻,很自然地选择表现躁动不安的心,如何与天荒地老的乡村发生契合。17年的时光让我的心苍老许多,命运也开始展现其无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学的樊晓霞老师,那么美丽的女性身上,其命运的荒诞,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关于史诗品质:要表现人伦的高贵

  记:你的《圣天门口》打通了现代与当代之间的“1949”关口,像一部长河史诗小说。作为一个杰出的文本,是什么刺激你写这部百万言小说?

  刘:关于史诗品质,不能说没有想到。现当代中国文学一直缺少一部真正具备史诗品质的作品。这也是隐忍在每个写作者心里的最大梦想。我是执着地在写一座小镇,写小地方的大历史,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写到小人物的大命运。

  记:《圣天门口》最初以天门口这个小镇的雪家和杭家姓氏为名,叫《雪杭》,为什么改成这个名字,而且加一个“圣”字?

  刘:写作这部小说是要表现,人伦的高贵,才是潜藏在历史最深处的中华文化神奇而伟大的动因。现当代中国文学一直在片面地强化文化传统中的种种灾祸。提及苦难时,人人都是如此理直气壮。导致少有人去想,能够走出苦难,使之生生不息的正是被苦难当成天敌的人伦的高贵。所以,开始在电脑上敲出第一个字时,我也晓得自己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记:2000年开始,《圣天门口》你写了又废,废了又写,写垮三台电脑、废弃掉近17万字,为什么会不断重写?

  刘:作家精心写一部大的作品,是对有学养、有教养的读者特殊尊重。

  关于文学界:哪有时间交际和应酬

  记:你为什么定义写作者像一个打更的守夜人?

  刘:小说的好看与不好看,是由小说读者修养来做判断。当年我的阅读,也是偏爱《水浒》等一类,由衷地喜欢上《红楼梦》,则是身心境界高了许多。读者总是用来完成一部作品最后的创作。博大爱心、厚实积累、人性洞察,是一个大作家必备的三个条件。我想,对于读者,应该也有相同的考验。

  记:你常说在中国文学界你是一个上不巴天、下不挨地的孤家寡人,怎么有这样的感觉呢?

  刘:我是一个很笨的人。很多时候我反应不过来,尤其是遇见突发事件时往往束手无策。我也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人,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遇见棘手的事情时会以幽默来化解。我一碰见难题就很较真这就是笨人。一般说幽默的人比较急智,缺乏急智的人在写短篇小说上比较困难。所以,我很少写短篇小说。而且越来越喜欢写长篇,想一想,一部长篇要写那么长时间,哪有时间交际和应酬。

  记:你对眼下炙手可热的年轻一代比如说70后、80后作家怎么看?他们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未来吗?

  刘:经典作家不是按年代进行分配的,自然规律与写作者的成就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况且,我一点也没有看出当下有什么“炙手可热”的写作群体!某个年代作者的作品,如果只是写给同年代的人看,那多半是青春期心理逆反现象在延续。这些年,媒体也好,网络也好,在合演一幕“假面舞会”。

  关于身份:乡土作家本来就是我的身份

  记:评论界通常把你划入新现实主义、新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之中,公众似乎对乡土文学有一种莫名的敌意和排斥,你以为呢?

  刘:乡土作家本来就是我的身份,我喜欢自己的身份。我觉得当一个老土的乡土作家,一点不比时髦的环保作家丢份,甚至相反,应该是更加伟大和不朽。

  记:在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中,你说乡土的真正主人是那些远离乡土的城里的读书人,“城市是一个被男人宠爱着的少妇。她的骄横、她的媚嗲,都是男人千姿百态想象的结果。乡村是在生活的酸甜苦辣中从年轻一直泡到年迈的母亲。”为什么有这样深入骨髓的痛感?

  刘:乡村与乡土的话题之所以源源不断,是因为无论你承不承认,都有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面前:在社会越来越文明之后,人们应当如何表达自身对乡村及乡土的感恩。

  关于影视:我写东西不要别人干预

  记:作家转行当导演也不乏其人,你对触电没兴趣?

  刘:我认为写作是极其个人的事情,我想怎么写,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写。拍电影就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

  记:华谊兄弟正在把《圣天门口》改编成电视剧,导演是康红雷,进展如何?

  刘:对这一行不熟。我对他们没有提过任何建议,惟一要求不要在电视剧播出时,另搞一本以剧本为蓝本的电视书。对消费者来说,爱看电视的就看电视剧。爱看小说的,就看《圣天门口》原著。

  关于官场:作品与官场小说的兴起无关

  记:你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痴迷、探究和拓展,是否单纯为了赢得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尊严并为之正名?

  刘:1994年在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时,我就在扉页上写道: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用思想和智慧写作,一种是用灵魂和血肉写作,我希望成为后者。现在我依然不改初衷。

  记:一位18岁女孩子写的小诗《一碗油盐饭》,曾让你泪流满面,此后在不同场合你到处激情传诵,是什么打动了你?

  刘:很多时候,不是我选择记忆,而是记忆在选择我。写着写着,就有往事冒了出来,逼着我不得不写她。

  记:《分享艰难》、《痛失》等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官场小说热潮,你怎么看官场小说这类流行写作?

  答:我的作品与官场小说的兴起无关。官场小说是庸俗政治与商业利益合谋的产物,十分无聊,不值得我费脑筋。

  采访手记

  和刘醒龙交往十五年了,记者印象中,刘醒龙十几年来没有大变,中等身材,寸头,脸上始终充满笑意,待人坦诚和善。他也始终不改用灵魂和血肉写作的本质,今年以来,他的作品获大奖不断,他也在忙碌地操持着有“汉语神韵华文风骨”追求的《芳草》纯文学杂志的日常编务,他的文品和人品一样,富有激情而且率真,心境纯净、有骨气、不迎合时尚。从17年前因为心存感动而写中篇《凤凰琴》到今年写完长篇《天行者》,内心里充满感恩。刘醒龙要做的事情,是以文学之碑铭刻下“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他透露,为了兑现承诺,明年会将《痛失》下部写出来。


编辑:魏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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