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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当务之急

[日期:2010-09-29] 来源:西部时报网  作者: [字体: ]
 

    访谈摘要
    今年是第二个西部大开发10年的开始之年,如果说第一个10年的重点是西部经济大开发,那么第二个10年的重点则是西部经济大开放。在这个10年中,全国人民尤其是西部人民,要转变发展的观念,实行对内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外要面向中亚、俄罗斯、东南亚、中东、欧洲开放。
    中央在“十二五”期间将在西部投入2万亿元发展资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对西部发展的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周长红
    9月15日,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就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若干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九届副主席、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理事长程路。
    《西部时报》: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之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危机爆发之初相比有哪些不同?
    程路:两年前的9月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宣告金融海啸爆发。我至今还记得,华尔街员工当时抱着纸箱从写字楼里撤出时的黯然神伤的镜头;喧嚣热闹的底特律汽车城也变得空寂落寞了,盛极一时的场景荡然无存。从2007年“两房”危机到2008年3月贝尔斯登倒闭,从雷曼兄弟公司到高盛公司,再到摩根士丹利投行的破产,表明此次金融海啸是超过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人类社会迄今遇到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危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世界经济在危机中的损失极大。中国30多年来培育了一个出口型经济,危机造成出口萎缩、贸易减少、出口型企业订单减少、产品滞销,很多企业倒闭。但是中国政府应对得当,出手很快,及时把当时正在实行的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危机到来之初,推出了一揽子的货币刺激计划,拿出4万亿元救市资金并在危机期间实现了9.58万亿元信贷支持。在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中国经济率先比欧美提前6个月~9个月实现企稳回升并实现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金融危机两周年后的今天,欧美发达经济体仍然没有走出低谷,9.5%~10%的高失业率仍然缠着美国不放。发展预期很不乐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天新兴国家经济已经实现了快速增长,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可达10.8%,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重要动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G20已经取代了G8,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
   《西部时报》:刚刚公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CPI同比上涨3.5%,达到了22个月以来的新高。通胀预期加大,中国经济是否出现过热?中国应加息吗?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持续多久?
    程 路:最新CPI数据显示,中国确实出现了物价新高情况。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把CPI控制在3%以内,现在已经超出了这一范围。但是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现在的物价指数升高,主要是由食品指数升高推动的。从我国粮食收成情况来看,此次物价上涨,只能是今年最后的 “疯狂的一跳”。今年夏粮收成较好 (只减产了约0.1%),秋粮基本确保丰收。农谚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收成。今年不会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了,粮食产量1.1万亿斤已成定局,国外粮食价格超高与中国关系不会很大。因此第三季度后,CPI数值会下降。有专家认为,今年的CPI平均数值预计2.9%,可以控制在3%以内。在这种情况下,加息压力不大,应慎重考虑,先看看第三季度的指标再说。其实加息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货币政策手段,它已经被市场认为是国家释放的一个明确的 “退市”信号了。现在无法保证“退市”可以让市场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格局。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应持续一段时间。另有专家提出不对称加息办法,即提高存款利率,不提高贷款利率,以维护储户利益,又不增加中小企业压力。这也不失为一种维护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好办法。
    《西部时报》:金融危机爆发两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哪些新变化?今后楼市价格有怎样的预期?
    程 路:4月份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楼市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基本上一部分城市楼价过度上涨的势头被遏制,但是总体来说,楼价仍在高位运行,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目前这种状况,是开发商与中央政府的一种利益博弈的结果。前些年开发商在楼市价格快速上涨时,赚得盆满钵满,有资金、有实力同中央的调控政策对抗,但是只要中央调控政策不动摇,开发商为防资金链断裂,最终必然加快出售捂盘惜售的楼盘。因为从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来看,在145家上市公司中,有77家的现金流是负数,大名鼎鼎的保利、万科等企业名列其中,保利是负332亿元,万科是负95亿元。开发商若想防止资金链断裂,就应考虑降价出售积压楼盘的问题。由此来看,今年底或明年初,楼市就会出现价格松动下降。再配以国家对土地的严控和大量增加保障房及廉租房的两手政策,我们可以乐见未来楼市必然走上健康平稳的发展道路。前些时候人们的炒作资金流向楼市,政府的保障资金没有去得其所,而是也流向了楼市,助推楼市只涨不跌,这种发展是不健康的,泡沫早晚会破裂。没有听说过世界上哪个国家是依靠楼市大鼓泡沫而实现现代化的!这次金融海啸的成因固然有金融监管缺失、金融机构唯利是图、信贷评级机构失信等问题,但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是引爆危机的主要原因!
    《西部时报》:请问您对我国目前的股市有何看法?
    程 路:股市目前处于不牛不熊的胶着状态。“大牛”没有支持理由,没有炒作题材。“大熊”也不会出现,因为中国经济基本面好,还处于快速发展中。股市更加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对它们寄予厚望。深股交易量远远大于上海股市,但市值却小于上海,就是由于深市集中中小企业创业板。这反映出人们对成长中的中小企业的关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庞大的民间资本没有更多的出路,被迫去楼市、股市投机。因而我国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给民营资本提供更多的出路。
    《西部时报》:“新36条”的推出对我国民营企业有何积极作用?
    民营企业自身要做何努力适应新环境、加快新发展?
    程 路:今年5月,国务院出台鼓励民间投资的 “新36条”政策,这体现了中央政府鼓励支持发展民营企业的一种意志和决心。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政策的落实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希望不要让2005年“36条”颁布后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再度出现。尽快落实这些政策,需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各级政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要看到,经济发展的重要希望在中小企业,我们度过金融危机,转变发展方式,扩内需、惠民生、促发展的主力也是中小企业。不善待民企,不让它们全面发展,中国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相关部门需要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包括加大对产业链上游的制造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规划,重点加强信用担保和信用服务、技术创新服务、创业培训服务、市场开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加快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中小企业自身也须努力适应新环境,解决发展中的矛盾,要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加强进行自主创新和加快塑造品牌战略步伐;要利用集群效应实现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要加强内部控制,充分利用电子商务降低成本;要充分利用贸易政策发展对外贸易等。
    《西部时报》:中央在支持西部发展的计划中,提出在新疆设立喀什国家级经济特区,对西部大开发将有什么样的重大影响?
    程 路:今年是第二个西部大开发10年的开始之年,如果说第一个10年的重点是西部经济大开发,那么第二个10年的重点则是西部经济大开放。在这个10年中,全国人民尤其是西部人民,要转变发展的观念,实行对内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外要面向中亚、俄罗斯、东南亚、中东、欧洲开放。设立喀什经济特区,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影响。喀什一扫“7·5事件”后出现的萧条景象,夜市开到凌晨4时,深夜高峰时甚至找不到座位。中亚国家看到喀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商机,某国甚至一位副总理微服私访考察喀什市场。新疆乃至西部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可期,中央在“十二五”期间将在西部投入2万亿元发展资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对西部发展的支持力度。
    《西部时报》: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提供了哪些优惠政策吸引内外资?
    程 路:从世界上来看,凡是一个国家要发展落后地区,都要提供相关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发展资金。美国开发西部地区,日本开发北海道,意大利开发南部地区,都提供了税收和投资优惠政策。
    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央给予西部地区很多优惠政策和措施。2009年到期的优惠政策向后延长;西部地区的资源税开始实施,利税大部分返还西部,用于西部开发;资源税从量计税改为从价计税;还提供了优惠的土地政策和连片开发项目等。当然,最大的优惠还是税收优惠,包括国家鼓励的内外资产业的税收优惠、减征或免征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保护生态环境的税收优惠、道路建设方面的税收优惠、进口自用设备的税收优惠、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方面的税收优惠、资源综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等。
    《西部时报》: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后,如何实现金融监管?
    程 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金融监管不力,因此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着手解决金融监管问题。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这标志着历时一年多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完成。该法案重点内容包括:保护消费者金融利益、建立新的监管协调机制、结束金融机构“大而不到”的局面、改革高管薪酬及企业治理结构、严格投资者保护制度、加强金融衍生品监管、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等。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即所谓的“巴塞尔协议3”,该协议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中最为重要的改变包括:将普通股构成的一级资本金比率最低要求从2%提升至4.5%,要求银行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这意味着将银行所需持有的一级资本金比率总要求提升到了7%。这表明国际监管机构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
    《西部时报》:金融监管为中国银行业提供了什么警示?
    程 路:在被称为金融危机的这场风暴中,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极大的影响和冲击,但是中国的银行业可以说是毫发未损。刚才提到的巴塞尔协议,是其27个成员经济体经过9个月的磋商和讨价还价,最终在9月12日达成的新协议。新的巴塞尔协议无论在银行的资本构成、资产质量还是在资本充足率以及其他流动性指标方面,都大幅度甚至成倍地提升了监管要求。即使如此,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标准仍远高于这个国际标准。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在6%以上。而且银监会对国内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11.5%,核心资本充足率7%。因此,巴塞尔新协议即使马上执行,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中国银行业并非没有隐忧。历时两年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银行业的隐形债务和不良资产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地方政府举债形成的巨额的融资平台所形成的巨额债务,又是银行一个巨额的负担和一颗不知何时会炸响的炸弹。还有某些行业几万亿元的大投入,是多大的财务负担?如果经营不善,则要银行为其兜着。同时,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来源主要靠政策性的存贷差,如果真正放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与欧美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应该理性地和实事求是地评估宽松的货币政策给银行业带来的巨大风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度发展内需,促进农业和中西部发展,使信贷资金远离楼市、股市泡沫,努力提高银行业在中间业务等方面对利润的贡献,实现银行业的真正转型。

编辑:郭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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