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赡养父母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对于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要把爸妈接到北京吗
“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徐妍 | 北京报道
接还是不接，这是一个问题。
自从春节后送走母亲，林晓虹一直在盘算这件事情。今年母亲正好60岁，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她记得那天母亲蹒跚地走进火车车厢门，抬起头左右看了片刻，才发现自己车厢的方向。
前几年父亲突然去世后，母亲曾安慰说，他走得早不给林晓虹夫妻增加负担。可是眼前，母亲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有车有房。刚刚习惯有孩子的生活，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为赡养老人发愁：首先就是把父母们接到北京后住在哪里？他们家80多平方米的住宅无法容纳两家3位老人。
类似的烦恼不只困扰着33岁的林晓虹，还包括她已经年过40的上司以及80后的下属们。
一般认为，45至60岁为老年前期或初老期，60岁起将进入老年期。根据《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99万。
在高企的房价和不断拉大的支出—收入差距下，赡养老人会不会压垮中国中产阶级、准中产阶级？
养老前传
林晓虹出生于东北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齐齐哈尔。2001年在省城的一所地方大学毕业后，男朋友家里为他在北京的事业单位找了一个有户口的工作。在这个可能令两人分手的当口，爱情显示了力量，两个年轻人决定一起闯荡。
2004年初，两人结婚了。张家其实没有什么特殊背景，安排张斌的工作只是有个偶然的关系，而且花了将近10万元“关系费”。买房时，为了两家各自唯一的孩子，两家各拿了10万元。但张家外借了4万，林家外借了2万。
在2004年的齐齐哈尔，2万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两年的收入。那时，振兴东北刚刚在这个满是风沙的城市产生效果。夏夜里，马路两边仍是摆摊的下岗职工。林家就有一个下岗工人：她母亲用2万元“买断工龄”。父亲的工厂常年不开工，但是靠20多年的车工经验，他在一家私营厂里找到了月薪1000多元的工作。
张家爸爸也是工人，不过企业效益不错，一个月里里外外可以拿到1600元。张家妈妈在一个大国企的子弟学校当教师，有1000多元收入。
张家和林家的借款都还了一年多。结婚时，当科员的张斌月薪刚刚超过2000元，在一家国企子公司上班的林晓虹3000元出头，每个月要还掉1000多元的房贷。
其实买这处在南三环的房子时，小两口都有些犹豫。那是一个叫草桥的地方，虽然现在已经车水马龙，但6年前算是三环沿线偏僻的地方之一了。张斌的父亲第一次知道孩子们买房子的地方后，在地图上找了许久：从故宫一路向南，出了老城、再出三环，找到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不是出城了吗？
每平方米4500元的塔楼，80多平方米接近40万元。在贷款时，小两口和张家父母还有些争论：老人们觉得20年贷款比10年要多几万元利息，他们有些不能接受，“他们说，你们俩小小年纪一个月就挣5000多，稍微省点就行了。”林晓虹说，于是他们按10年贷款，一个月要还1500元。
后来6年里两人的“奋斗史”无需多言。林晓虹现在一家外资背景的公司做行政主管，一个月税后收入7000元上下。虽然中间有过跳槽的机会，但两口子商量后，张斌还是留在那个“超级稳定”的单位，月收入不到6000元。
6年里，林晓虹的父亲因为脑溢血去世了。利好消息是张家妈妈的学校“归社会”，脱离了那家濒临破产的国企，收入上升到2000多元。张家爸爸的收入也达到每月1800元。
在林晓虹29岁的时候，她生了个男孩。那时张斌刚刚提薪，他们的收入偶然可以超过万元，这才下了决心要孩子。张斌单位有个“关系幼儿园”，一个月孩子开销1000多元。
2008年，小两口买了一辆丰田花冠，全部办妥花了15万多元。如今家里也就十万多点存款，加上父母手上不多的存款，一共不到15万元。这就是他们开始考虑赡养父母时，三个家庭的情况。
去郊区
林晓虹的母亲是2008年初发现白内障的。手术后半年多开始复发。打算再做手术时，老太太说，不再折腾了。
今年林晓虹夫妇把她接到北京过年，两个人都发现她做家务已经有些困难：刷完碗后，碗底还有些食物残留。那天从火车站回来，林晓虹到后半夜才睡着：自己过去离父母远，其实变相得以逃避赡养义务。
现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似乎还不是难事。她可以和孩子住在一个房间。不过等孩子过两年上小学时，这么安排就有些困难了。由自己的母亲，她想到了张斌的父母。张家爸爸血压不好，张家妈妈有肩周炎等职业病。他们早晚也要来北京吧？
春天的时候，林晓虹和张斌讨论了几次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先在北京找找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开始就没打算住城里。”张斌说。
200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市首届民政与民生论坛上曾表示，今后数十年，北京养老产业的布局将逐步调整到主城区以外，采用政策引导、财政补贴、养老小区建设等措施，鼓励和引导城区老龄人口到空气清新、生活安静的郊区农村养老。
不过，这个“郊区”到底有多远呢？
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燕郊是北京低价房的选择之一。经过张斌“实测”，在工作日从这里至少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北京东部城区。虽然，开发商一再宣传燕郊和北京的关系，但在北京生活的人都知道，那里其实就是河北。
在位于六环外的燕郊，房价春天时每平方米就已超过了万元。两三年的次新房视面积不同，在7000到8000元之间。这样，适合两口人居住的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房子要40万到50万元之间，“不能再小了，不然周末带着孩子去，都没地方呆。”林晓虹说。
燕郊往西是集中体现北京高房价的北部地区：五环外有的地方也超过2.5万元。“在县城里的房子，密云至少8000，平谷8000到1万，房山超过1万、门头沟超过1万、怀柔超过1万，大兴、通州就更不要说了。”张斌对于自己的调查结果相当失望。
9月，北京秋季房展又将开幕。一项调查说，参展的三环内新盘均价在3万左右，郊区楼盘基本在1.5万左右。虽然比春季展会中郊区项目2万以上的均价来说下降不少，但对林晓虹一家来说仍是个“比较天文的数字”。
在她看来，适合父母居住的只有“远郊”。在房山区接近河北的周口店、琉璃河、韩村河等地方，张斌找到了几个价格在3000至5000元的“养老楼盘”。“广告就是老年社区。”他说，从那里每次回京时，都要经过高速公路上的进京检查关卡。
“单位组织郊游去野三坡，就是那附近。”林晓虹想了想，笑了说，“环境确实好，回去看一次父母就当郊游了。”
不过他们没有把看房结果告诉父母们。“不忍心。”张斌说，楼盘附近都是大片荒地、树林，往往开车十几分钟才有比较像样的小型超市。至于医院等设施，“就别提了。”
老人，还是孩子？
另一种方法是换房。林晓虹家的房子现在可以卖2万元/平米以上。这样换成120多平方米的大三居需要多贷款80万元左右。“20年还清，一个月还5000上下。”她想想说，这样可以解决一家老人的问题。
有时候，老人们会说，把他们的房子卖掉到北京来养老。他们两家情况差不多：房改时用不到1万元买下了现在70平方米上下的房子。在齐齐哈尔，这些老房子很少能卖到2000元以上。这个价格被张斌形容说，“到北京就没影了。”
两家老人卖房的30万元，加之他们的15万元存款，月5000元左右的还贷能力，其实对于这对夫妇，不是买不起单价8000元上下的房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仅需要负担父母，还有孩子。“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张斌说，此外两家老人总不能住在一起。
与他们夫妇相比，林晓虹的上司王大国的赡养需求更为急迫些。今年42岁的王大国夫妇月收入有2万元上下，两家父母都年逾70，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下降，“做饭都做不动了。”
去年，他岳母生了一场大病，从河南接到北京做了一个心脏手术。今年春天，老太太又卧床两个多月。由于妻子是独生女，岳父身体也不好，他们夫妇大约每半个月就回去看一次。妻子前后两次请假半个多月回去照看老人。
林晓虹也有类似的经历。母亲白内障手术时，她请假10天回齐齐哈尔。后来都是老家的表妹帮忙照顾。
“经过这个事情，我们觉得，需要离他们近一点儿了。”王大国说，他家有兄弟两个，但弟弟也在南方工作。父母在吉林农村，和在河南小乡镇生活的岳父、岳母一样几乎都没有什么存款和社保。“岳父那边好点，一个月有2000块集体分成和社保。但做一次手术就3万多，每月吃药就把钱都花得差不多了。”
其实根据《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目前全国月人均养老金为1200元，涉及4700余万人，约为当年全部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
张斌父母情况最好。60岁退休后，父亲每月有1700多元退休金，有职称的母亲有3000多元。如果他们在70岁前不出现大病，每月把母亲的养老金都存起来到70岁会有差不多30万元存款。“他们算是把我们都安排好了，开始为自己攒钱了。”
王家的情况是，2007年在东四环买了一处150多平方米的房子，原来那个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可以收3000元左右的租金。“我们手里大约有20万存款，租金基本还月供，孩子现在上初中，因为我们都没北京户口，这块开支很大，学费、赞助费等生活费用平均一个月要5000上下。”在公司做副总的王大国觉得，自己短期内在收入上已经很难有提高，“父母养老、孩子上大学乃至以后结婚，每笔至少要二三十万。”
与张斌拥有稳定的养老保障不同，他们夫妇现在就需要给自己攒养老钱，“多少钱才够，我们也不知道。但现在的情况是，一要保孩子，二是保老人，然后看自己还剩多少钱。”
根据《北京市200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2008年底，按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计算，北京市老年抚养系数为24.3，少儿抚养系数为12.4，总抚养系数为36.7。这意味着，每100个劳动力需要赡养36.7名老人和孩子。而在上海，仅老年抚养系数就达到32.6。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社会化养老自1949年就开始了，并不是一个新鲜词。
“五保户、荣誉军人、特别贫困的残障人等特殊人群都是由国家承担赡养责任的。只不过原来局限于特定的老年群体，现在的社会化养老是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姚远说，在过去的社会养老中，既包括经济保障，又包括生活服务，“现在的政策把这两部分分开了，经济保障叫养老保障，社会服务叫养老服务。”
总体来说，自1949年以来，社会养老在制度建设上不断完善并向系统化发展。改革开放是一个分水岭。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将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80年代以来，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现收现付制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实行的基金积累制，是一个人从工作开始自己积累，到老了返还养老金供他养活自己，这种改革能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 他分析说。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是过渡期的典型：他们在工作时处于老的制度下，没有为自己进行积累；进入晚年后，又无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这一人群的范围，至少还涉及上下10年内的父母们。
不过孙义群认为，拥有超过2亿老人的中国，恐怕无法完全转变为社会养老，“未来老人数量会更大，光靠社会养老是根本不行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社会承受能力和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那么高水平的时候。”
姚远也认为，在养老问题上，中国不适合照搬西方的社会养老模式。
“中国有家庭养老的传统，有些国家没有这个传统。从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不只是时间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是老年人的养老观念；第二是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水平；第三是社会所能提供的养老环境。”他说，“从现在看，我们的社会养老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所以还是应该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化养老制度还在建设和完善中，这需要一个过程。”
孙义群认为，现在中国的养老模式中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养老费用的问题，第二是抚养人的问题。“现在对养老金需求这么高，但是钱不够，很多地方面临社保基金支付危机。现在社会养老待遇在不断提高，而资金入口相对固定。曾有人大代表呼吁国有企业来定向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我觉得是个好办法。”他说。
其实在西方国家，社会养老账户也在出现亏损。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2009年的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养老金短缺困难。这几乎是社会养老不可避免的问题。
姚远强调，社会养老的中西部差距也不可忽视。据他了解，在西部的铁路分局里，一个局长每月退休金才1000多元，不到北京同职位干部的五分之一。“从全国来讲，还是要通过制度和政策进行适当平衡。”
姚远告诉本刊记者，国家计生部门曾经提出，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支撑、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但是三者的具体内容和比例并没有进行细化。
无论如何调整比例，家庭养老的基础不可动摇，“这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把养老完全推给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强调说。
从这一角度讲，短期内还没有人能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们。只有子女自己，承担起全部赡养义务。
如何借鉴国外经验
其实，孙义群对国外的养老模式感受非常深刻。他曾经专门访问过美国的各级养老机构。
“分成很多层次：有社区养老院、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另外，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设施，比如社区食堂。”孙义群说，在美国普通的社区食堂，老年人每天中午吃饭只需要交1元钱，饭后还可以带走一个面包当晚餐。这些食堂大部分是当地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赞助的。他认为，这些办法可以在中国逐步普及。
姚远对国外养老制度的先进经验归纳说：“一些国家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制度政策，他们既有全面的法规政策，同时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专项法规。比如，有关养老的经济法规、有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法规，英国还有一个法规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去工作，政府给奖金。”他认为，相关法规建设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另外，一些国家的社会养老模式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甚至可以说是以社会参与为主要力量。”姚远举例说，中国养老机构以公办为主，国外以民办为主，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
姚远认为，随着生于建国之后的新中国人一代一代地步入老年，他们的资历、阅历和期望与过去的老年人会有很大差别，“精神需要应该会比过去的老人更多”。
“在传统家庭伦理模式已经发生断层的今天，解决养老问题不光是钱的问题，体制、观念等等都要综合考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