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的确非常巨大,但人命关天,万一演变成大的灾害,谁也负不起责任。”凤山县国土局副局长卢发国说。南方日报记者发现,此次大迁移是基于洪涝灾害、次生地质和地震灾害的整体考量,而保证群众的安全无疑放在了首要位置。
这样的决心是如何下定的?如何在恐慌情绪和迁移成本间作出抉择?凤山县这次大迁移可视为当下基层政府处置应急突发灾害事件的一个样本。
□囿于目前地震预报的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不相匹配的尴尬,地震专家对此次事件态度谨小慎微,迁与不迁是个难题
□1527名村民集中转移安置,凤山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如何在恐慌情绪和迁移成本间作出抉择?
□全县总动员保证安置工作有条不紊,但“及时辟谣”,主动引导舆论同样不可或缺。假如全球板块活动处于活跃期,此次凤山地震预警大转移会带来怎样的启示?
地震史上的高频率纪录
“据我所知,这是有地震历史记载以来,短时间内发生地震频次的最高纪录。”凤山县县委副书记杨卫群说。
汶川、玉树等大地震后,人们感知这种自然灾害的神经时刻紧绷。囿于目前地震预报的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不相匹配的尴尬,谣言也通过网络、短信和口口相传等路径扩散开来。
最初几天极大的恐慌情绪蔓延于当地,县城很多居民甚至睡在广场上。当地村民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开裂。6月29日,凤山县决定将江洲乡陇善村、相圩村以及平乐乡寅亭村的村民从家里转移到村中的开阔地带。
由于事态严重,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广西环境地质监测总站以及广西地质勘察院的专家组,在7月2日凌晨到达江洲乡。
专家组给出了一个科学的解释。8天时间,2362次地震,结论是:由暴雨引起的地质构造性活动。
为了避免恐慌,7月1日当地震累计次数达到701次后,凤山县委县政府决定不再向媒体公布数字。
大迁移的决心如何下定?
6月29日凌晨,广西地震局副局长杨传贤带队,赶到灾区。
“但直到目前,地震局没有给出一个明确意见,只提供了一些监测数据,预报的说法也是模棱两可。”卢发国感觉到,地震局的同志对于预报的态度非常谨慎。
下定异地转移的决心绝非易事。“生产生活都要停下来,1000多人吃喝拉撒都要政府埋单,成本不可想象啊。”杨卫群表示。
最初,县政府决定让村民住在平旷地的简易条布帐篷里,一旦发生地震就敲锣打鼓发出预警。但持续的地震让陇善村山坡出现了长约200米的地裂。
一时间,人心惶惶。
7月2日,凤山县委、县政府根据专家组的意见,在请示了上级政府后终于作出决定:将1500多群众集中异地安置,并且不计成本。
基于洪涝灾害、次生地质和地震灾害的整体考量,据第一次地震发生4天后,迁还是不迁,政府选择了前者。
“全县总动员。”杨卫群说,为了这次转移安置,凤山县抗震防洪救灾指挥部成立了12个工作小组,每个小组都由几个县领导主抓,确保这次应急突发公共事件万无一失。
临时安置点的集体生活
截至7月7日下午3时,凤山县需转移安置的1527人有1291人集中转移到了江洲乡中小学校安置,投靠亲友86人,留守人员150人。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驱车前往离凤山县城60公里外安置点。太阳毒辣,相圩村一队队长、53岁的王爱峰,光着膀子站在江洲小学院子里。7月3日,他和老伴被县公路局的车接到了这里。
人可以走,但家里的生活用品和家畜成了问题。凤山县抗震防涝指挥部决定,每三至五户人家,可以留下一人负责照看,其余人必须搬走。一天时间内,武警、消防官兵在两个安置点,搭了100顶帐篷,“10分钟一顶,这是政治任务。”一位官员说。
1200多人一下子涌进了与江洲乡连在一起的中小学,如何保障生活秩序成了大问题。
王爱峰说,最开始时安置点一度混乱。几天后,凤山县抗震防洪指挥部摸索出一个安置村民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群众管理群众。
南方日报记者在安置点发现,自己管理自己后,并没有过过集体生活的村民们维持了相当好的公共秩序,用一名工作人员的话说是“这里像一所没有放假的学校一样”。而最初,安置点每天需要部署60名公安,如今10人就可以应付。
启示
“及时辟谣”也很重要
从此次转移来看,当地政府确实投入了巨大的成本。除了民政部门拨款外,其余临时性花费须由凤山县暂时承担。杨卫群透露,“现在凤山县县长预备金只剩下100万元,如果再发生大的灾害,资金上就会捉襟见肘。”
但无论如何,这次转移安置赢得了民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教授裴建国也表示,这体现了政府负责任的态度。
杨卫群唯一留下的遗憾是,在恐慌情绪蔓延的处理上,基层政府还欠缺一些经验。杨卫群说,关于地震消息的传播和相关舆论,他们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政策,放开媒体报道,同时保持政府内部紧张。
因为预报意见不多,“辟谣”本应该成为地震局最好的露面形式,但河池市地震局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地震局“也只能是向政府建议”。
杨卫群说,通过这一次地震灾害的政府应急突发处置,他们在获得丰富经验同时,也看到了“及时辟谣”等软性措施的重要性。(特派记者赵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