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化因何由盛转衰？

西部[1]的文化历史，有着悠久与丰富的内容。从“蓝田人”、“大荔人”到新石器时代 “半坡村”的仰韶文化，就是一个丰富的宝藏。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西周兴起于岐山的周原，在此之后，从秦汉到隋唐，西部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灿烂辉煌的时期。但宋元以后却逐步衰落下去。从历史上看，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以前，西部文化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中心走向边缘。21世纪以来，又将开始迎来新的春天。

西部在中国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如何走向边缘，为什么会走向边缘，我们从中所能得到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西部文化为何由盛转衰？

中国的历史，习惯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这种划分，正是以东南的崛起和西北的衰落为标志。因此西部文化的辉煌，也正在周秦汉唐的2000年时间。中国历史的前半段，有三个重要时期，即西周、秦汉和隋唐。这三个时期，中国文化历史的重心都在西部，而其表现各具特色。

先看西周（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西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色与意义，是宗法制度和礼乐文明的建立。在上古夏商周三代文明中，西周与夏、商的不同，古人早已指出，如《礼记•表记》中引称孔子的话——“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西周文明的特点，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但是对这种特点真正把握，只是到了近代以后经过王国维、侯外庐等学术大师的论证，我们才更加明确：其核心就是宗法道德文明。西周宗法道德文明的产生，一方面和西周的农耕生产方式及其相关的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系统密切相联，另一方面，也由于出现了像周公这样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由周公“制礼作乐”所产生的西周道德文明，在历史的最大影响，是孕育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产生。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旗帜下，西周的宗法道德文明通过孔子和儒家的中介，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礼乐文化，对整个古代社会乃至今天都发生着影响。应该说，这是西部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最早期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西部早期的西周文化对中国历史的作用时，自然不能不看到其中的消极方面，同时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其中值得肯定的方面。摈弃其消极影响，探索其积极内容，是一项细致和艰巨的工作。在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现代社会屡屡碰壁的情况下，从儒家的思想的源头上发掘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对于我们建设和谐小康社会，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论西周文化，特别注意到地域性，他说，“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他又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孔子虽然出生在春秋时期的中国东部的鲁国，但东部的鲁国却是西周典章制度在东方的保存者，所以孔子对西周的制度充满向往，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本人的思想，正是对西周礼乐文化的理论发挥。在我们今天推动西部大开发、倡导建立和谐社会的同时，对西部古代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仍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再看秦汉（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秦汉是中国西部历史上第二个辉煌的时期，秦朝崛起于中国西部，根本的原因，得力于变法彻底、经济强大，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分别建都于中国西部的咸阳和长安的秦汉两朝400年时间，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不论在疆域区划、行政制度，抑或学术思想。“汉人”、“汉学”，这些在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词汇，皆因“汉朝”而得名。秦汉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

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对西北地区的经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北伐匈奴，西通西域，终于击破匈奴，奠定了汉朝的胜利，并且切断了匈奴的右翼，打通了西域的道路，使世界东方的两大民族，匈奴与汉族逐步融合，也使西域诸国的土著民族，归依中国。实现了汉高祖刘邦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的理想。

汉代的西域，主要是指今新疆天山南北与塔里木河流域而言，后来交通渐广，范围也渐大，西北之地遂概称西域。《汉书·西域传》对西域的情形有详细的描写：“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出，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这里所说的中央有河，就是塔里木河，盐泽就是罗布泊；南北有大山，就是昆仑山与天山。在这个范围内的居民大半有城郭田畜，以农业为主，史称居国，但也有游牧民族，称为行国。这一地区当汉人势力未到的时候，受匈奴控制，自汉武帝以后，这种情况终于改变。所以说，汉武帝是中国最早对西部进行开发的古代政治家。

汉朝对西域的开发，是当时中国人对西方（中亚细亚）的第一次大发现，汉武帝运用军事外交双管齐下的手段，把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到塔里木河流域和葱岭一代，通过甘肃河西走廊，新疆逐步纳入中国的版图之中。随着被称作“探险家”张骞的脚步，在西域道上，东西的使者络绎往来不绝。武帝之后，从敦煌到盐泽一路上都设有亭障，并设戍卒于轮台（今新疆轮台）、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城西）一带，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大量的西域特产源源输入中国，农产品有葡萄、苜蓿、石榴、胡桃, ….. 而中国的丝绸也通过西域贩运到西方。近代人将此称之为“丝绸之路”。汉武帝在得到大宛的“千里马”之后，作了一首《西极天马之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陟流沙兮四夷服”（《史记·乐书》）汉武帝对西部的开发在历史上最大的意义，第一是取得西域的控制权，第二便是使中西交通门户打开，通过西部的开发沟通了中西文化。

如果说，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西部开发的第一次辉煌，那么隋唐时代则是进一步的飞跃。

隋唐时期（公元581年至907年），中国成为强盛的东方大国，在中国西部长安建都的大唐王朝，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东至扶桑，西至大秦。在通往长安的东西大道上，使节、商贾、留学生，络绎不绝。为什么大唐王朝如此兴盛？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奥秘，一是民族文化的交融，一是中华文明的对外开放。

在中国西部崛起的两个大朝代汉与唐，并不是两个连续的朝代，而是一个螺旋的上升，从东汉的灭亡到隋朝的建立，其中相隔了360年，即从三国经两晋到南北朝多个朝代，这一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融合时期，有人称之为“五胡融华”，唐王朝不仅是“五胡融华”果实的享用者，而且也是民族融合的大力推动者，正如唐太宗所总结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倚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时期，“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中国西北部的民族融合，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互补。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西北地区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唐代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唐朝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篇章。据学者考证，这一时期，除康国、安国、石国、曹国等维持朝贡关系外，新罗使节到长安89次，阿拉伯大食使节进入长安约有39次，拂茠（拜占廷）使节有7次，师子国（斯里兰卡）使节有3次，日本遣唐使有14次，林邑（即占城，今越南中南部）24次，真腊（柬埔寨）11次。至于史书记载次数不详的朝鲜（高丽、百济）、婆罗门（印度）、婆罗尼（尼泊尔）、骠国（缅甸）、波斯以及西亚、北非诸国等等，都非常普遍，唐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开阔。唐朝法律规定，“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新唐书》卷64《百官志》）与此同时，还要求外国使节说明路途远近、国王名称等等。唐长安设有外交机构鸿胪寺和专门接待外国宾客的迎宾客馆、礼宾院，负责接待并供给资粮，对外国使节的往来迎送礼节制度也有明确的规定。[2]

唐朝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据唐史专家葛承雍先生的归纳，它包括：1）允许入境居住；2）允许参政做官；3）重用蕃将统军；4）法律地位平等；5）保护通商贸易；6）允许通婚联姻；7）文化开放互融；8）衣食住行混杂；9）允许外国僧侣传教；10）留学人员云集。[3]

唐朝的对外友好和大国风范，给各国人民留下了美好印象，唐代文化不仅影响到亚洲，也影响到全世界。时至今日，世界各地许多华人聚集区，仍统称为“唐人街”。

在今天的中国西部，通过考古与地下发掘，我们仍能看到大量中外交往的物证。在西部民俗与民间艺术中，也仍然保存着中外文化交流与交融的遗痕。在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西北人文资源数据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程中，对这些遗产都要认真对待、细致研究。

周秦汉唐两千年，是中国历史的骄傲，同时也是西部历史的骄傲。西部文化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首这一时期的历史，建立了中华礼乐文明，实施了对外开放，汉唐丝绸之路的影响，至今不绝，这些丰厚的遗产，既表现在观念形态中，也渗透在百姓日常生活之中，这是历史上西部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对这笔遗产和财富进行思考与解读的任务，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成，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中国文化在西部的繁荣，至唐代达到顶峰。犹如物极必反，唐代以后，西部的文化渐显颓势，由中心逐步走向边缘。宋元明清延续至今一千余年，西部在政治、经济上的中心地位被东部取代，在文化上的地位也逐渐边缘化。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有些在今天也还有启发意义。

宋初，关中学者在意识形态上还保持着优势，其表现就是“关学”及其代表人物张载。张载从理论上进一步总结儒家的思想，将其提到新的理论高度，在思想领域中对宋明理学还发挥着重要影响。同时，关学也重实用，讲兵学，关注西北史地，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但随着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向东部的转移，关学逐步被洛学（二程）、闽学（朱熹）所取代，二程送弟子杨时（字龟山，公元1053-1135）由北方到南方，程颢临别赠言说，“吾道南矣”。（《宋史》卷428《杨时传》）杨时渡江南下后，讲学著述，与吕太临、谢良佐，游酢并称程门四大弟子，东南学者推杨时为程氏正宗，三传才至朱熹。于是，由张载、二程兄弟创立的北宋理学，由杨时传播到东南。

思想史上关学、洛学、闽学在宋代的交替兴衰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重心由西部向中部和南部的转移。此后，西部学术与文化也就逐步由中心走向边缘。

西部人文在中国文化史上被边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东南地区经济的开发。中国东南地区的开发，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了，《宋书》上说：“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  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卷54）这里所说的鄠、杜，就是指关中（今户县与长安）。所谓“晋氏迁流”，就是指西晋的“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从而使江南得到开发，唐朝时，这种经济开发一直在延续，韩愈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全唐文》，卷555）宋朝，长江中下游再次大规模开发，民间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吴郡志》卷50），南宋建都杭州，使中国经济的重心真正转移到南方。

其次，是东南地区自唐以来的安定社会格局。史学界一般认为，唐朝的安史之乱，是使汉文化向东南推进的重要事件，大唐王朝从此衰微。史书记载：“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站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卷120 《郭子仪传》）安史乱后，包括西部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经过浩劫，残破不堪，加上藩镇割据，政局动荡，居民大量向南方转移；此后在经济发展上，南方已超越北方。北宋时期，中国北方的辽和金兴起，“靖康之难”，以后，金王朝统治北方一百多年，北方再次失去安定的环境。

第三，东南的自然优越条件与商品经济的逐步发达，在唐以后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农业的地域分布，南北有着重大的差别，北方地区气候干旱，水土与气候条件的配合有较大缺陷，而东南地区气候湿润，被称作鱼米之乡，这里不仅有舟河鱼盐之利，还有沿海交通之便，加之养蚕丝织业的南传，瓷器制作中心的南移，饮茶习惯在唐以后的盛行，这些都促进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江河的运输扩展为海上的运输，宋人的笔记杂文中这样描述道：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至数百人，其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6）

从以上看，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商品经济的活跃，是唐朝以后东南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西北地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半段走向边缘，也正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劣势相关。

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的条件导致了西部的衰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西部文化在宋代以后的发展，趋向封闭保守，逐步脱离学术与文化的主流，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