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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解放军合成集团演练。 |
胡主席关于联合训练贯穿于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次，要加强以指挥信息系统为支撑的全系统全要素联合训练，增强首长机关特别是指挥员运用指挥信息系统指挥打仗本领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揭示了联合训练的主体对象、本质特征、主要方式和基本目的，为我们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作为联合训练主要对象的基本战役军团，必须按照常态化运行、制度化落实、规范化组织的要求，创新训练理论，深入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大力拓展和深化联合训练，切实提高部队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拓展联合战役概念，深化联合训练理论
从我军现行的概念界定看，联合战役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本质要件：一是作战目的的同一性，即参战各军种围绕共同的作战目的实施作战；二是参战力量的联合性，由两个以上军种力量协调配合，共同实施；三是作战指挥的统一性，要求建立高度权威的联合战役指挥机构，对所有参战军兵种力量实施全过程集中统一指挥；四是作战行动的协调配合性，各作战行动之间应有机衔接，彼此关联，形成一体。
这四条用于界定大、中型联合战役比较准确，但对于基本战役军团联合战役即小型联合战役却不够适用。按此概念界定，基本战役军团的联合战役，必须建立在遂行联合战役任务的基点上。从基本战役军团遂行任务的方式看，如果特定情况下在独立方向上遂行作战任务，有可能具备上述四个本质特征，但多数情况下基本战役军团在上级编成内遂行作战任务，通常不组建联合指挥机构，如按现行概念，这必然意味着多数情况下基本战役军团实施的作战将被排除在联合战役的范畴之外，基本战役军团层面开展联合训练也就缺少相应理论依据。而从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方式的变革、我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主要作战对手的发展变化来看，未来单一军种的基本战役军团难以独立完成战役任务，基本战役军团开展联合训练却是现实所迫、大势所趋。从我军现阶段诸军种作战力量体系构成看，在基本战役军团层面，主战军种与其他参战军种难以建立联合指挥机构；军种之间更多的是支援与被支援关系而不是配属关系，主战军种在大多数情况下尚不具备直接指挥其他参战军种的能力和条件。这些，都无疑给基本战役军团层面的联合训练，带来理论依据上的混淆和逻辑上的混乱。
实践出真知。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训为先，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理论。应立足现有条件和本着客观求实的精神，既要防止门槛放的过低，把联合战役泛化，将所有军种间协同、支援行动都纳入联合战役范畴；也要避免门槛设的过高，把联合战役神秘化，否认联合战役向基本战役军团层级拓展延伸的发展趋势。应充分考虑到基本战役军团与战略、战区联合战役相比的特殊个性，不把是否建立联合指挥机构、是否具有直接指挥权限作为衡量的硬性标准，以丰富充实联合战役的概念。如可考虑从作战目的、力量规模和行动效果等方面予以界定，使基本战役军团联合训练真正有据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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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解放军进行合成营坦克攻防战。 |
丰富训练牵引方式，强化联合训练动力
考察日常训练实践不难看出，我军军事训练分为作战能力牵引和作战任务牵引两种方式。作战能力牵引，就是以提高实战能力为目的的常态化训练。我军战术层次训练，通常以作战能力为牵引，如训练大纲中的“营战术演习”，强调对指挥控制、战术机动、火力运用、战斗协同、整体防护、综合保障“六种能力”进行检验；组织师旅团实兵演习，强调对指控、机动、打击、防护、保障“五种能力”进行评估，其主要目的是适应不同战场环境、多种作战对象的需要。而作战任务牵引，就是依据作战预案所规定的战役力量编成、战役编组、指挥组织、行动方法等，针对特定作战对手和战场环境进行的实案化训练。
以作战任务为牵引，是我军战役训练的传统做法，原因是战略层面和战区方向的作战任务相对明确具体，依据作战任务训练便于有针对性地检验作战方案、提高战役指挥能力。但就各军兵种基本战役军团情况看，为应对多样化安全威胁的挑战，多数基本战役军团的作战任务比较概略，往往是作战对象明确而具体对手模糊、作战区域明确而具体样式可变。作战任务不专指，就难以针对特定战场环境和作战对象进行实案化训练。即便在实战中，基本战役军团层面的作战任务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普遍强调以作战任务为牵引组织基本战役军团联合训练，必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从军事训练的根本目的和应对多样化、可变性的作战任务需要出发，基本战役军团联合训练应根据实际确定以作战任务为牵引还是以作战能力为牵引：当作战任务具体明确时，就应依据作战任务进行针对性训练，以提高特定的作战能力；当作战任务比较概略时，就应以提高核心作战能力为牵引进行联合训练，以适应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要。基于作战任务与基于核心作战能力组织基本战役军团联合训练，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基本战役军团只有根据自身实际，围绕提高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能力，准确理解和把握作战牵引问题，才能推动联合训练健康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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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解放军士兵搭载米-17在生疏地域实施机降作战演练。 |
强化上级指导作用，明晰联合训练任务
与战区相比，基本战役军团通常无法自主开展联合训练。这是因为：在法规体制上，基本战役军团与其他军兵种单位之间既无隶属关系也非配属关系，不具有领导指挥职能，即便是有共同作战任务和直接的协同支援关系，平时也难以落实“谁主战谁组训、谁参战谁参训”的要求；在训练统筹上，各军兵种训练安排不衔接，训练进度不同步，训练资源不共享，联合训练多是在自抓自训的低层次上循环徘徊；在协调措施上，现有的军队院校协作区机构松散、功能不全、缺乏权威，联络凭感情、组训靠协商等问题比较突出，影响和制约着联合训练的有效开展。
走出这一困局，应进一步强化总部、军区的指导作用，充分调动基本战役军团及参训军兵种单位的主观能动性，共同推动基本战役军团联合训练的全面展开。总部可根据作战方向相同、作战任务相似、军兵种单位驻地相邻的原则，有针对性地赋予军区和军兵种联合训练任务。军区和军兵种可从理顺关系、强化职能入手，分别指定参加联合训练的基本战役军团或战术兵团（部队），具体明确主训、参训单位和训练课题、内容、兵力、时间及保障等。总部、军区赋予任务的形式，应综合考虑联合训练周期和周期内各军兵种年度训练任务等多种因素，既要以规划形式赋予阶段性联训任务，又要以年度训练指示形式赋予当年的联训任务，并尽可能与年度重大军事训练活动，如联合军演、作战能力检验评估和重要军种演习等结合起来。当总部没有明确基本战役军团联合训练任务时，各军区可依托联合训练领导机构，结合军区各军种组织的战役训练活动，协调其他军种参训。基本战役军团应依据明确的军兵种力量编成，建立相应的联训领导机构，形成组训实体，制定联训计划，调配联训资源，掌控联训进度，评估联训质量。从部队联合训练试验论证情况看，联训领导机构组建应尽可能改变临时性、应急式的做法，力求实现固定化、常态化，做到平时联合攻关、训时协力参演、战时指挥打仗，以职能作用的稳定统一保证联训的持久高效。同时，在基本战役军团层面组织联合训练，主训单位既可以是陆军集团军，也可根据联合训练课题需要“轮流做东”，以其他军种为主组训，比如联合防空和渡海输送，就可分别以空军和海军为主训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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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解放军改进型96坦克群突击群。 |
立足现有实际条件，创新联合训练形式
基本战役军团在现有条件下开展联合训练，面临着不少实际难题。如各军兵种指挥层次划分不一致，职能定位难对应，联训指挥机构不对等；参训军兵种单位的层级规模没有依据，难以统一规范；三军共用的指挥平台功能不完善，难以联通互动；军兵种训练保障自成体系、条块分割，难以集约共享，等等。必须立足实际、着眼实效创新对策措施。
在指挥实体组成上，当有条件建立基本战役军团联合指挥机构时，可以基本战役军团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为基础，吸纳各参演军兵种战术兵团（部队）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人员参加，构建集中部署式的联合训练指挥机构；当条件不具备建立基本战役军团联合指挥机构时，也可将现行基本战役军团指挥机构、参演军兵种战术兵团（部队）指挥机构，通过互联互通的指挥控制系统，形成空间上相对独立分散、功能上依托互补的分散部署式指挥体系。上述两种方式中，除主战主训的基本战役军团外，其他参训军兵种可以委托某一战术兵团（部队）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实施指挥，比如空军的指挥所、海军的某些基地等。但无论集中部署式指挥机构还是分散部署式指挥体系，无论赋予哪一级担负指挥任务，各军种指挥机构都应是功能相对完备的指挥实体，即拥有指挥权限的指挥员、能够完成联合指挥任务的指挥机关人员和相关指挥保障分队共同参加，才能保证联合指挥名实相符，不走过场。
在参训力量确定上，从基本战役军团联合战役的需要看，主战军种为基本战役军团，其他参战军兵种一般应为战术兵团（部队），以构成小型联合战役力量规模。按照战训一致的原则，当组织带实兵的联合训练时，联训联演的力量规模，应尽量符合构成小型联合战役的力量条件；考虑各军兵种部队实际，主训单位参训参演力量应适当多一些，参训军兵种部队可采取以少代多的方式，但应力求做到作战要素齐全。
围绕充分发挥一体化指挥平台的“血脉”作用，应按照联合指挥体制、作战编成和指挥关系，依托现有指挥所计算机网络平台、数据库系统和安全保密系统，综合运用多种通信方式构建指挥平台，初步解决军兵种单位之间联通问题；应建立一套能满足联战联训需要的基本战役军团一体化指挥平台，以统一标准，完善功能，积累经验。
在训练保障组织上，应采取标准经费加专项补助、通用保障加专项保障的方法，形成重点保障与按需保障相结合的保障模式，按照“保障跟着任务走”的原则，对经费、油料、弹药等保障指标，由总部、军区统筹安排后随联训任务一并下达各参训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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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演练中，以某装步营为主体按任务编组的合成营首次亮相。 |
简化施训方法步骤，务求联合训练实效
从施训的角度看，基本战役军团联合训练如果完全套用理论学习、作战问题研究、军种分练、编组联训和联合演练的“五步法”进行，由于时间跨度长，自训内容多，与军兵种自身训练的矛盾比较突出，落实起来难度较大。
基本战役军团联合训练应按照利于落实、便于组织、保证效果的要求，“量体裁衣”，突出重点，在各军兵种自行抓好理论学习、作战问题研究和军种分练的基础上，重点突出编组联训和联合演练两个关键环节。编组联训应依据确定的训练课题，由主训单位牵头组织、参训军兵种单位共同参与，重点依托各军兵种部队既设的指挥网络系统，采取分布交互式的训练方法组织实施，以发挥组织灵活、保障简便、训练高效的优长。联合演练则应依据作战方案和军兵种任务需求，按照遂行联合作战任务设计训练内容，将诸军兵种和各层次、各要素分散独立的武器平台、作战单元、指挥系统融合起来，实现作战力量体系内部的纵向衔接、横向联合和指挥要素之间的有机链接，以提高联合指挥能力和部队联合行动能力。联合演练既可依托网络组织联合指挥所网上演习，也可借助合同战术训练基地组织联合实兵演习，以保证基本战役军团联训联演的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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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南京军区合成步兵营在闽南地区对抗演练。 |
着眼发挥综合优势，转变联训决策重心
基本战役军团的联合训练，必须改变陆军部队总是把决策重点放在选择主攻方向和突破口上的惯常做法，着眼充分发挥陆空联合作战的综合优势，实践探索目标决策的方式方法，即把决策的重点放在目标选择、打击次序、毁伤指标、任务区分、协同组织和效果评估上，调动参训各军兵种的积极性。如目标选择上，按照目标价值确定主要打击目标、视情打击目标和限制保护目标；打击次序上，根据目标作用和威胁程序，首打防空体系，次打指挥信息节点，再打火力集团，后打防御要点；毁伤指标上，根据战役目的和毁伤能力，确定摧毁、瘫痪、破坏、袭扰四个等级；协同组织上，采取引导式提示、自主式报告、互动式协调、指令式归纳的方法，协调解决各种作战行动在频域、时域、空域、地域上的矛盾和问题；效果评估上，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实时获取毁伤信息与借助科技手段模拟毁伤效果相结合，为指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当然，由于我军目标理论体系尚不完善，围绕目标进行决策还存在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推进基本战役军团联合训练深化发展，需要把目标决策这一创新成果进一步充实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