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认识、评价一位作家，首先要明白他的作品的思想精神与他执守的文学理念。文兰先生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持守现实主义的方法，密切关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着眼时代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思想精神问题，严格地忠于社会生活实际，忠于自己的深切感受，高扬批判的旗帜，揭露阴暗，鞭挞邪恶，昭示时代的精神指向。我和他早在1973年春天就认识了，那时他还是兴平县的政法干部。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幸存者》发表于1980年的《延河》，写的是“文革”时期一条狗的遭遇。这是一条协助公安干警破案有功的警犬，在那是非颠倒，善恶不分，公检法被“砸烂”的年月，它也遭到了厄运，被关押审查，受尽虐待。幸而它嗅觉灵敏，身子矫健，乘机逃跑，被围追堵截，经历了九死一生，最终逃过了劫难。以一条警犬的视角表现一个时代的荒诞，思想深刻，艺术手法巧妙，赢得读者好评，被《小说月报》转载，轰动一时。
出手不凡，这篇小说不但令他脱颖而出，而且也让他对自己的文学路径更加明确。我参加过他的长篇小说《丝路摇滚》与《命运峡谷》的研讨会，也和他多次交谈，我们口无遮掩，推心置腹，知道了他对社会生活的许多真切感受与深刻见解。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弊病是封建专制体制的流毒没有从根本上肃清，这个毒瘤没有完全铲除，人民的自主权利无法保障。专政体制，个人崇拜，权力无法监控，导致一系列灾难发生。他的长篇小说《命运峡谷》，和《幸存者》在思想精神方面有内在的联系。它虽然以主要人物的爱情婚恋为故事主线，是充分个人化的情感叙事，却又具有冲击社会政治的力量。所展现的社会生活，从1950年到1970年，正值社会发展一步步愈演愈烈，从正常迈步到渐渐脱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左倾思潮逐步升级，盲目冒进，弄虚作假，阶级斗争，个人崇拜，直至“文化革命”，秩序大乱，经济崩溃，人性扭曲，国家民族的命运跌入一条难以穿越的峡谷。作品以罕见的真实感，对“文革”内在的破坏性，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对人的精神的灼伤，人性的扭曲和异化，都有深刻揭示。两个主要人物葛东红与蔡文若形象独特而鲜明。葛东红是那个时期最典型的形象，他在个人崇拜的风潮中渐渐衍变成了一个“异人”，满脑子的“红太阳”思维，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按“语录”上的指示去执行，就连新婚之夜，因为没有在“语录”上找到相应的“指示”，新郎的情感欲念就无法产生，成了一味唱高调子的“木头人”。可见，“红太阳”的威力，灼烧到他的骨头里。这本书，深刻揭示了“文革”何以产生的根源，这是这个书的重要功绩。文明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多么需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多么需要讲真话的氛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充分显示了实事求是和讲真话的重要。今天看来，《命运峡谷》的警示意义非常巨大，它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兰先生在晚年潜心于电影文学剧本《望大陆》和长篇小说《乱世鸿儒》的写作，这两部作品都是以民国元老于右任为主要形象的。于右任是关学最后一批弟子的重要人物，他具有火热的爱国情怀与深沉的民本意识，古道热肠，忧国忧民，人称“落落乾坤大布衣”。文兰在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的过程中，兴之所至，废寝忘食，激动不已，常常打电话给我，倾诉他的急迫心情，讲述为什么一定要完成它的理由。他总是想着我们身处的时代，想着现实社会，为发生的种种问题忧心如焚。关学思想的内核是经世致用，密切关注现实，看重民生。关学弟子以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圭臬，不惜自身，为民请命，敢讲真话，敢与邪恶势力作拼死一搏。关学士人讲究的是风骨，气节，血性。这些，与文兰执笔为文的目的一致，与他作品的思想精神一以贯之，也和他追求的人格品性合拍。这是文兰众多作品的精神主脉，也不断让他在内在精神上成为一个具有士人风骨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缅怀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20年7月28日在文兰逝世三年追思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