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４岁的云南人李荞明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刑拘，十余天后死亡。警方声称，李荞明死于与同室在押人员玩“躲猫猫”
杭州的“富二代”胡斌飚车撞死行人。杭州警方关于胡斌车速“７０码”的表述，引发公众争议。此后，警方对数据失实进行了公开道歉。
河南小伙儿孙中界在上海因搭载一位声称“有急事”的路人，被有关执法部门认定为“涉嫌非法营运”而扣车。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最终为这起“钓鱼执法”事件向公众道歉……
２００９年的这些公共事件，具有一些相似的特点：简单明了的起因，峰回路转的经过，穷追不舍的质疑，水落石出的结果。
在此起彼伏的争议声中，人们听见了遮掩和质疑、批评与肯定，也听到了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开放、多元、民主的足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说，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热点、焦点，不仅缘于媒体、网络的广泛传播，还在于事件牵涉公众利益，如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医疗安全等，引发民众维权意识的高涨。
然而在２００９年的一些公共事件处理中，与事件相关的公权力机构仍显得比较被动。房宁指出，无论是杭州的“欺实码”事件，还是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有关政府部门有的为了息事宁人，有的处置不够慎重。从根本上讲，都反映了利益多元化社会下的矛盾处置难题。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出于种种考虑，事情发生后往往选择‘捂住’，以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说。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曹光章说，政府在社会利益的调整和分配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一些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在保障和实现民众利益方面做得不够，就会引起不满。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会通过网络这一相对自由宽松的渠道宣泄出来。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９日，一位网民发帖反映粤北某市工商局“涉嫌滥用职权”。六天后，他的文章得到了回复，落款为“广东省工商局网络发言人”。这一事件被一些媒体称为政府部门在网络空间内的首次主动回应。
实际上，广东省工商局早在见到网民的发帖后，就开始着手调查，发布调查结果与网络回应几乎没有“时间差”。
房宁强调，应该肯定一些政府部门在应对公共事件中所做的积极调整。但是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部门必须具备更加开放和成熟的姿态。
曹光章指出，“草根”的声音和力量虽然不可忽视，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许多非理性因素。他举例说，在“躲猫猫”事件中，“网民调查团”直接接触了案件的实质性问题，并通过这种方式揭露了真相。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调查团”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也存有异议。
“我们应该通过有序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把法律转化为制度和程序，公众只需监督政府执法是否遵循制度和程序，”曹光章说，“这才是具有切实可操作性、并且可以普遍推广的维护社会公义的途径。”
房宁指出，媒体与公众所发挥的监督作用大多属于事后监督，就行政领域而言，关键在于完善相关制度，实现自上而下的有效监督，加强行政机构的内控。当然，这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以及体制的变迁逐步解决。
２００９年，中国人记住了“躲猫猫”事件中，民众穷追猛打的追问；记住了“欺实码”事件中社会的争议；也记住了“钓鱼执法”事件中，孙中界“断指自证”的悲壮。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看来，并不是一个、两个事件就能够推动积习已久的问题的解决。但这些事件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作用，让人民更加坚定了对社会进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