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贱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在香港和好莱坞都非常流行,指的就是不端架子、“作贱”自己、娱乐大众的电影。王晶就是香港著名的“贱片之王”;周星驰之所以红得发紫,靠的也是演贱片。今年的“贱片”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张艺谋也玩起了“贱片”。不少观众觉得难以接受,觉得大师应该代表一种高度,不能也这么“低俗”。不过,老朽我倒是对张大导演“犯贱”不这么看。谁规定大导演就一定要深邃、严肃而不许“犯贱”呢?许冯小刚轻松搞笑,就不许张大导演“老夫聊发少年狂”?
人人也都有枯竭的时候。张导算得上是中国导演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位,对他,观众和评论家们当然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总期待他成为旗手,不仅引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占领山头,而且盼着他精彩不断、“步步生莲花”,成为某种深邃的文化和思想的演绎者和布道者。这其实有点过了。张导不过是电影学院毕业生,没有经过哲学、思想、文史等方面的系统训练,能驾驭和拍摄出《红高粱》、《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这些经典影片,纯粹是他自己刻苦努力的结果,已属难能可贵。对于他近年来的艺术挫顿和思想枯竭,我们应该予以宽容而非苛求。或许,转而面向低俗、面向票房,也是张导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呢。那么,我们何不轻松地接受一个“没拿自己当回事儿”、“没想承担伟大的价值观”(张艺谋语)的张导呢?
不是所有的电影都需要承载过多的社会价值期待,尤其是纯粹帮观众找乐的贺岁片,其价值判断就更加单纯。观众随着影片剧情的展开,开开心心地一起笑,没心没肺地一起“犯贱”,然后走出剧院,回家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足矣。我们真有必要在“是谁在勾引我们犯贱”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吗?又何必上纲上线把大导演“犯贱”当成是中国电影的悲哀呢?(卢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