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06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家道殷实的官僚家庭。他参加革命很早。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人是因为家庭贫困、吃不上饭而奋起反抗，参加革命的。而父亲从小过的是诗礼相传、衣食无忧的生活。他192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还在读书时就参加了五卅运动，受先进思想影响，矢志要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父亲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后来随着所受思想的影响而前进的。他先加入国民党，追随三民主义，希望实现工业救国、技术救国;后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洗礼，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靠工业和技术是不能救国的，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翻旧社会，打倒官僚、军阀，中国才能有前途，从而确定了他最终的革命方向。
1925年秋，父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20世纪20年代末，他曾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少共国际代表，是党的第一代革命家，也是共青团第一代领导人。外公严朴也是中共第一代的早期革命家，他1925年参加革命，是江南一带有名的农民革命领袖。严朴家是无锡有名的大财主，但他早在1926年左右就把自己的田地分给了农民，之后又变卖了家产，投身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曾在瑞金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副部长。陈云同志称赞他是“三公子毁家闹革命”。我的母亲严慰冰，一个典型的江南才女，也抛弃富家千金的身份，追随丈夫和父亲，为同一个革命理想奋斗而无怨无悔。我的前母唐义贞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迫害，开除了党籍，未被允许参加长征而留在苏区战斗，后被地主武装“铲共团”抓住。她英勇不屈，是被敌人开腔剖腹而壮烈牺牲的。早期红军条件恶劣，父亲又两次遭受“左”倾路线迫害，长征前丢 “官”罢职，只是一名普通战士宣传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即便是在长征这样艰苦卓绝的过程中，他扛着梭镖，文笔下产生的依然是《老山界》那样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
“满天都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 高山的陡立，夜行军的气势……一篇写景写情、险中有美的散文《老山界》正是文由心生的写照。这篇文章后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几十年来感染了整整一代人，也让后辈深深记住了“陆定一”这个名字。据老红军赵发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万里长征”这一政治术语也是由父亲提出来的。父亲在长征中与贾拓夫等人创作了《长征歌》、《打骑兵歌》等诗歌，他还独自填写了《会师歌》，其中《会师歌》是建国十周年大型歌舞剧《东方红》中的主题歌之一。这些革命歌曲都被后世传唱。父亲所写的《长征大事记》，记录了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之前红一方面军每一天的活动情况和大事，成为研究二万五千里长征史的珍贵历史资料。
艰苦的长征见证了革命的情谊。父亲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廖承志曾被捆着长征，当他到达延安想照张相给妈妈何香凝报个平安时，连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父亲于是脱下自己的衣服借给了廖承志。今天还能在军事革命博物馆里看到那张廖承志的长征照片，他当时穿的就是父亲的衣服。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进监狱时，中央专案组为了发现所谓的“罪证”，不仅家里被掘地3尺，就连他身上的笔、表都被拆卸了。父亲出狱后，廖承志去医院看望他，看到父亲手臂上连个手表都没有，便脱下自己的手表戴在父亲的腕上。直到1996年去世，父亲戴的一直就是廖承志的那块手表。
我名字的来历
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停发了军饷，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冬天穿的还是单衣。就在环境和条件这样恶劣的时候，我降生了。因为是早产儿，我刚出生时的体重仅仅有4.5磅。妈妈没有—滴奶水，我的体重很快又掉到3.6磅，对于一个新出生的婴儿来说，这意味着悬在了生死线上。那时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一家一天只能分到一瓶牛奶。朱老总得知我的情况，就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了我们家。因为延安的医院条件差，没有婴儿暖房，朱老总同时又把自己的暖水袋拿出来给我家用。后来李井泉的夫人刚生完孩子就把我抱去，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哺乳。此外，给我喂奶的还有一位“廖妈妈”。
对于这些革命同志在困难时期的无私帮助，父亲很感动，为此给我取名陆德德，一是为纪念朱德，二是提醒自己要以德报德。直到1961年，我准备参军上大学，觉得“德德”这个名字太小孩子气，才提出改名字。一次观看文艺演出中场休息时，父亲向郭沫若提起：“我孩子马上就入大学了，但他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合适，请您给他改一改。”郭沫若就问一旁的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叫德德。”郭沫若晃着头想了想说：“就改叫陆德吧，少了一个字，但是意思没有变，多快好省!”
但这个寄寓了美好的希望、意义丰富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却成了父亲反党的“罪状”之一。有人诬陷“陆定一给孩子起的名字‘德德’，一个是朱德的德，一个就是彭德怀的德。彭德怀是反党的，说明陆定一很早就有反党之心” 。当时父亲是这样反驳的：“这是形而上学的解释。第一，众所周知，陆德的‘德’是为纪念朱老总起的;第二，即使是为了纪念彭德怀，当时彭德怀是解放区的副总司令，后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彭德怀是我们自己的革命同志。毛主席当时不也亲笔题词‘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嘛!‘陆德德’这个名字是1942年起的，你们不能把庐山会议以后才发生的情况颠倒过来去定罪。”
尊重事实首倡“双百”
父亲学识渊博，对古典文学和历史造诣较深，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英文水平也非常高。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谈话，就是由父亲直接口头翻译的。父亲对待工作非常认真，他的文章从来不让秘书代笔，几十年来都是自己在“爬格子”。他笔耕勤奋而且谦虚好学，对不熟悉的领域和不懂的问题，都会虚心请教，学术上非常严谨。例如，上个世纪60年代，他对原子物理了解不多，就拜专家为老师，还专门请何祚庥来给他讲课，一直坚持上课到“文化大革命”前才被迫中止。何祚庥赞叹说：“这么大的领导干部，还如此学习的，没见过。”正是这样的学风，他写的文章才能与众不同，提的方针政策才能务实而具有针对性。
父亲是中国“新闻”定义的提出者。早在1942年4月，父亲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就撰写了《从实际出发》等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同年8月，父亲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提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短短的13个字，是各种新闻定义中最短的一条，但却涵盖了新闻的所有特质。他明确指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强调新闻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东西”。他始终坚持新闻的客观真实性和及时准确性，反对那种以“政治性”为借口，以“政治”为理由而篡改事实的做法，认为这就失去了新闻的真谛。父亲对新闻的定义虽被林彪、“四人帮”肆意批判，但深受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支持和拥护，至今仍被大学新闻系的教科书沿用。
历史上著名的“双百”方针，其内容也是由父亲提出的。他在1956年4月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提出“双百”主张，被毛主席在28日的总结发言中肯定，其“双百”的名称则是由陈伯达建议的。1956年5月2 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父亲在中南海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毛主席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和3月l 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肯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主席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主要管文教卫体宣，他希望以他的努力，至少在这个范围内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父亲在50年代那种大政治环境中，提出“双百”方针，提出要允许不同学术派别自由辩论，不要乱戴“政治帽子”，不要一派压一派，“要允许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的 “四大自由”，提出“要把学术和科学技术研究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是十分不易的。父亲在晚年时曾对我讲：“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文化、学术领域能创造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这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狂涛急流中的坚定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母亲反对叶群和林彪，被打成反革命，抓捕入狱。当时父亲正在外地视察，他回到北京在机场才被通知妻子被抓，而且全家已被搬离中南海的消息。之后我们几个孩子随父亲搬到安儿胡同一个有两进院的房子。我们住里院，外院是警卫班，形同监禁。但这种看似平静的日子也没过多久。一天，中央文革小组来人，把孩子们叫到外院谈话。没多久我们就听到里院很乱，感觉肯定是出事了。当我们冲出来的时候，父亲的影子都没了，连告别也不允许。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被抓进了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个6平方米的单人囚室，里面没有床,只有地铺，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它有特定的含义：68——入狱年份;1——特等犯人;64——这个囚犯的编号。父亲的名字就被这个“68164”所代替，而且这一代替就是13年。
整整13年，父亲被隔离关押。毛主席对“秦城监狱虐待犯人问题”批示后，被关押干部的亲属被允许定期“探监”，但我们却13年都不能见父亲—面。究其原因，是因为父亲始终坚持不认“罪”，而且不揭发其他“党羽”，是“态度恶劣”。—位参加公审“四人帮”陪审团的何访拔同志(北京市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来和我谈起父亲的狱中情景时，非常感慨地说：“我看过所有被关押审查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审讯材料，你爸爸真是个硬骨头，一个知识分子被吊起来拷打审讯，态度依然那么硬。” 父亲被抓后不久，江青又点了四个孩子的名：陆德、陈小鲁(陈毅之子)、粟寒生(粟裕之子)、董良翮(董必武之子)。中央文革小组要这四个人到公安部投案并接受审查。其中我是唯一从清华大学被直接押送到公安部的，之后在监狱待了6年。在监狱中他们要我揭发父亲，按着他们的调子说，不然就不给饭吃，还要挨打。一次我被推到一间黑屋子里，几个人轮番踢打。我还在“学习班”挨批斗，遭殴打，最终被打断了一根肋骨。
当时为了整掉父亲，中央专案组采用的是“株连九族”的做法，不管有无问题，凡是主要亲属都抓起来，被关押的多达63人。我的外婆和叔叔被整死，一位不愿说假话的证人被专案组打死，一位副部长自杀。我妈妈被戴“背铐”5年多，两手铐在背后，吃饭睡觉都不让摘。但这都不能摧毁他们的意志。
我蹲监狱的时候，弟弟妹妹也被赶出家门。妹妹陆瑞君终日低头沉默。弟弟陆健健在清华武斗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要去火车站长凳上过夜。由于陈伯达批示只给陆定一家“最低生活标准”，故—个月弟妹只能领到12元生活费，每天4毛钱，只够大学里的两顿饭费。但是就这样，得知我在狱中得了肝炎，弟弟每月探监时还会给我带两斤红糖。出狱后我才知道，这是用他每天省一顿饭的钱买的。
父亲的言传身教
因为工作忙，父亲和我们直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更忙，白天黑夜都要工作。当时他担任中宣部部长，《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在他签字后才能发。《人民日报》每天凌晨两点开始排版，所以他必须两点前把文章批完。父亲每晚都要两点以后才能睡觉。孩子们和他最多只能一起吃一顿晚饭，也只有这时他才有空问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父亲这一辈子，平常很少找我们谈话。和我交流最长的一次是1961年我去哈军工上大学之前，他专门抽出两天时间给我讲了讲老子的《道德经》。他认为《道德经》充满了辩证思想，年轻人要独立思考、辩证思维，不能再是简单的1加1等于2，很多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他还让我重点看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说我们走上社会必须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作为一个学者，父亲一辈子都在看书学习。直到去世的前三天，他还在床上看书。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将来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能力。但他不希望我们走仕途， 60年代就告诫我们“不要去作官，而要好好学习科学技术”。我去哈军工和清华大学学习技术，他非常支持，但是他并没有在入学时帮我们走后门，两个学校都是我自己按正常程序进入的。如今，我们三兄妹都是技术型的干部，没有一个是走仕途的。
我和妹妹、弟弟都把父亲当做心中的行为典范。没有文字的照本宣科，我们却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着父亲的一言一行，规范着自己的道德行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父亲在外面视察，接见工人和农民时都是主动两只手握过去。有时候别人也会提醒，身为国家高级领导人，不需要那么谦卑。他回答说：“民以食为天，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值得尊敬。”父亲在改革开放后，到各地视察，都会特别叮嘱不要搞形式，不需要警车开道，不需要保镖和官员们的前呼后拥。他曾说：“安全和接近群众，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我们不能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从来不摆谱，不铺张。
父亲去世后，他的悼念活动规格是500人。但要求前来悼念的人很多，讣告连续加印了6次(每次500份)，最后4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父亲去世前并不身处显赫的地位，但由此可以看出其影响很大，那一次让我们全家颇受感动。
父亲在遗嘱中写道：“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回想过去，大至政治主张，小至个人品质、个人道德，都是没有什么遗憾。古来志士仁人，老来都有‘悲慨’，我没有这种悲慨，因为我亲自参加的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统治，把中国扶到富强的道路上。哪里还有什么‘悲慨’可言。我怀念革命中牺牲的无数有名无名的烈士们，相信中国人民将会永远纪念他们……我已老迈，不能为革命和建设做更多的贡献，相信必定后继有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千年的事业……这个事业必定胜利，但它又必须经过长期奋斗才能实现。”
父亲临终时讲：“参加革命几十年，几经生死，我无怨无愧。”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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