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和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朝鲜半岛问题为二战后的热战与冷战交织所遗留。行之有年，一直是亚太地区危险热点，长期困扰东北亚诸国，尤以朝鲜、中国和美国为重。自1953年朝鲜战争停止后，最接近战争边缘的一次冲突——砍树事件，发生在1976年的板门店。之后，各方时有龃龉，甚至严重摩擦，但最终都回归和平，问题不至于解决，但也没走向战争，而是陷于战略性恶性循环。习近平与奥巴马会晤，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出发点可能在于危机管控，防止事态恶化，而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朝鲜半岛很难再有全面战争。原因在于，全面战争意味着朝鲜乃至韩国的彻底毁灭，尽管朝韩姿态都很强硬，但实际上，都行动谨慎；美国是问题的关键，既拥有绝对力量在半岛开战，也有能力解决朝鲜的战略需求，但美国开战与和谈的意愿都甚低，且态度暧昧；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的意愿和能力都不足，尽管日本一直想浑水摸鱼，美国对其“护”“防”兼备，其他国家也不配合。
朝鲜非决定性因素，但掣肘各方面。朝鲜开发核力量有四大动机：一是谋求自身安全，二是增强政权合法性，三是为未来半岛统一增加筹码，四是提高在东北亚的地位。朝鲜今年一系列更为激进的言行表明，年轻的领导人金正恩更有野心，但缺乏经验，其受军方的影响大于受务实派的影响，当然还有对美国的失望和对中国的不满。可是，朝鲜的所作所为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陷入“恶性循环”：朝鲜核试验引发国际社会的反制，而一系列反制又反过来刺激朝鲜进行新的核试验。
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朝鲜仍会坚持“先军政治”模式，也会继续寻求发展核武器，作为战略威慑手段，达致与美国直接谈判的战略目标，从而改善自身的战略处境。在骨子里，朝鲜一直想得到美国的关注，想跟美国直接和谈，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朝鲜重视美国而忽视中日韩的“世界观”，不足为奇，因为朝鲜非常清楚，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平壤，也不在北京、东京、首尔、莫斯科，而是在华盛顿。因此，球一直在美国这边，但美国就是不接招。
美国的态度又让朝鲜半岛问题面临“双重困难”：最有能力解决问题的美国，态度暧昧，而最有意愿尽力解决问题的中国，则处处受到掣肘。比如，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最初审慎旁观，“不介入”，认定这是美朝两家的事，跟中国无关。后来，朝鲜核问题的事态发展让中国觉得并不安全，于是就积极介入，并设定自己的目标——“六方会谈”。在会谈时，当中国遭遇一系列挫折后才发现，中国有心无力，然后又退回到尴尬守成的态势上。最新情势显示，中国似乎以战术上的主动，结合战略上的被动，试图避免被别国牵着鼻子走。从金正恩特使访华结果看，中国对朝鲜似乎处于“听其言，观其行”时期，而此时对待美国，中国除了“以拖应变”，似乎并无好办法。
中国虽拿不出好办法，但面临的挑战则实实在在。首先，中国国内对朝鲜问题的立场没有共识，舆论甚至更加分裂。中国精英层内部分成两大派，即“传统派”和“修正派”。传统派的派别很多，但都主张继续维持中朝“特殊关系”，比如，“战略派”认为朝鲜依然是中国的战略屏障，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历史派”主张中国不应忘记历史，背弃盟友；以朝鲜族为代表的“延边派”将朝鲜看作中国的亲密兄弟；“意识形态派”主张中国需要超越现实利益看待中朝关系。修正派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现代战争导致朝鲜作为中国缓冲区的战略门户地位已大大下降，朝鲜不再是中国的战略资产，反而是极大的战略负担，被朝鲜“绑架”会极大损害中国利益。中国国内围绕对朝政策的讨论已十分激烈，但双方影响力不相上下，故而中国的政策体现出消极守成、裹足不前的特点。对于朝鲜种种咄咄逼人的超强硬姿态，中国舆论的批评意见明显增加，而支持朝鲜立场的言论也更加极端。这种尴尬处境可能迫使，中国决策层内部开始新一轮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激烈讨论。
其次，朝鲜对中国舆论和政策的不满也在增加，中朝关系趋于冷谈。比如，朝鲜经过一系列的战争造势后，2013年清明节期间，中国仅仅派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率队为志愿军烈士扫墓，而非中国驻朝鲜大使领衔。这说明，中国已降低与朝鲜的外交关系级别。后来，金正恩特使崔龙海访问中国，未见后续下文。同时，中国对朝鲜银行的制裁已经开始有效实施。这些都显示出中朝关系正处于低谷。最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尽量将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的责任推给中国，而这个问题一反复出现，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长期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