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和，民心安。
13亿多人口，社会变革广泛深刻，新老问题相互交错，多种矛盾纠纷叠加……我国社会管理任务之重、挑战之大、难度之高，世所罕见。
攻坚克难，转型中国发出响亮的声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让社会环境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十七大要求“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专章形式纳入“十二五”规划……
“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中国探索”有着审时度势、只争朝夕的清醒，有着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的自觉。
“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中国探索”有着正视现实、面向未来的勇气，有着凝聚智慧、上下求索的执著。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支撑“中国道路”的重大理念，“和谐”成为回荡10年的悦耳旋律；
社会建设上升为执政党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任务，管理格局不断健全，综合治理扎实推进，体系建设全面展开，社会管理迎头赶上。
在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跋涉中，治国理政的新高度在刷新，和谐发展的中国格局在奠定，“中国号”巨轮注入了强劲持久的动力。
摒弃“管”字当头“硬性”思维
理念新了，服务型管理暖人心
流动人口高达2亿多，“流动的中国”意味着什么？这大体相当于2个俄罗斯的人口、3个德国的人口、4个法国的人口。
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给社会注入蓬勃活力，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让漂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有安全感和归宿感，如何让他们受到尊重、享受公平、融入城市？
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转型中国”，既处于黄金发展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流动大军”管理这类躲不开绕不过的“必答题”蜂拥而至。
“外来人口管理，过去就是人员登记、出租屋管理、计生、治安等几项工作，约束性强，人情味不足，虽然管理上有效，但毕竟感情上有隔阂。”江苏张家港新市民事务中心负责人王树秋说，他所在的这一机构最早的名字叫暂住人员管理服务中心。
过去强调管理，现在注重服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构的名称之变，折射出当下社会管理基本理念之变。
回眸社会管理领域的这场深刻变革，始终高扬着“以人为本”的时代旗帜。
这样的管理创新，人们也许不会陌生：外来务工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经济适用住房配售给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条件准入”与“积分管理”相结合的积分入户模式……
这样的姿态转变，人们也许屡见不鲜：“盲流”变身“新市民”，限制排斥变为平等对待，“不闻不问”转为“零距离服务”……
“社会管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理念重塑，让社会管理于无声处成为服务群众、温暖人心、凝聚民心的事业。
以往自上而下“命令—服从”式的社会管理方式，已与时代渐行渐远。党的十八大代表、南通市委书记丁大卫说：“必须切实改善社会管理方式方法，把服务为先的理念贯穿社会管理全过程，大胆摒弃以往社会管理‘管’字当头的‘硬性’思维，‘软化’社会管理身段，前置社会服务触角。”
以改善服务引领管理创新，传统的管控型管理正在向服务型管理转变：
北京市朝阳区探索“两新组织”服务管理模式，将公共服务项目前移至商务楼宇；
山东省泰安市针对以五类重点青少年和刑释解教人员等为主的重点人员，突出抓好培训就业、爱心温暖、帮扶成长、矫治救助、保护关怀5个平台建设；
湖北省宜昌市把全市121个社区划分为1110个网格，每个网格都配备网格管理员，为社区居民提供面对面的服务……
从单一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等手段管理转变，从以强制、处罚为基本手段向注重采用说服、指导、协商、对话等维护相对人尊严的方式转变，社会管理的面孔早已不是冰冷的惊堂木。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底色中，精细化管理、人性化服务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道亮色。
政府“放权”民间“接力”
格局大了，多元共治迸发活力
越来越多的“单位人”成为“社会人”。面对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曾经政府“大包大揽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效应递减，出现了许多政府管不到也管不了的问题。
十年探索，目标始终如一：努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将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职能与社会自下而上的自发力量有机融合、形成合力。
这样的场景不再陌生：在今年夏天的多地水灾中，涌现不少社会公益组织，它们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爱心捐助。
这样的尝试不再轰动：今年春，中央财政用2亿元资金，向社会组织采购各个地方的社会服务项目。
释放社会组织正能量，成为10年来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的重要方面——
给社会组织“松绑”、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下大力气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蔚成趋势。
去年以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市陆续宣布在体制上先行先试，采取各种方式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广东省自今年7月1日起除教育、卫生等须前置审批的少数类别外，对所有社会组织实行民政统一直接登记。
随着政府不断让渡公共服务领域空间，释放出更多资源，社会组织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2004年到2011年，仅民办非企业单位就从13.5万个增加到20.4万个。
更让人欣喜的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互动。
2009年深圳市政府机构改革时，从17个局委办取消、调整和转移了有关87项事务性职责，其中69项进行了转移委托，约占80％。
“结合近年来开展的行政管理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我们加大政府职能转移委托力度，逐步形成政府‘放权’、民间‘接力’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党的十八大代表、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说，探索以不同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既最大限度地满足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又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量。
广东省建立了面向社会组织的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制度，上海、浙江、山东、湖南、四川、云南等地采取多种方式推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社会管理是对全社会的管理，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管理。依托社会组织，人民群众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管理。
这样的身影时时闪现：在苏州金阊区，活跃着一支700多人的“老娘舅”调解志愿者队伍；在山东新泰市，活跃着由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为主体组成的平安协会……
这样的口碑处处传唱：“不跑远路，不花钞票，不打官司，不伤感情，就地解决矛盾纠纷。”
社会管理，关键在创新，但绝非全盘否定过去，推倒重来。10年来，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正在历经深刻变化，但优良传统在创新中继承，比较优势凸现。
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我们在实践中创造的群防群治模式、人民调解模式等，都是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好经验。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期间遍布城乡大街小巷的“红袖标”就是注脚。
“天地交，而后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后能成和同之治。”随着各地普遍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上升为党委和政府工程，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明显强化，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空前高涨，多元治理的生动局面在神州大地初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