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安徽11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就“钱学森之问”致信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消息，已经成为轰动全国的热点话题，并引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教授、教育观察家及关注中国教育事业的人们的共鸣。
“‘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在哪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仲林教授说，1983年，当他还是一名研究生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时，冒昧向钱老写信。钱老很快回信：“您来信中讲到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的确如此。但我以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倒不是科学创造性思维规律没搞清，而是体制上的问题。君不见，环境一变，还是这个人，科学创造性就大大提高！ ”
“‘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早存在许多人心中。 ”安徽大学的黄书泉老师说，这个问题真要解决起来，道路还很漫长。 “我们不能奢望在培养顶尖人才工作方面立竿见影，但至少可以从现在起做‘土壤’培育或改良工作。 ”南京大学硕士生导师陈堂发说道。
“‘钱学森之问’的解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会一蹴而就，但从战略的高度解决‘钱学森之问’，防止陷入细节争论、情绪发泄、急功近利、空对空讨论的漩涡，则是非常重要的。”刘仲林教授说：“讨论的大幕已经拉开，好戏还在后面。 ”(新文)
“钱学森之问”有解
改革要由上及下，先从大学教育改起。高考指挥棒摆在那里，大学教育改变后，才能推动基础教育随之改变。
——张鸣(政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大学同质化
“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中国的教育体系不是一个培养精英人才的体系。 ”张鸣教授认为，中国当前教育体制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明显。 “大学校长不再给学生上课，成为有行政级别的官僚；教师不再是专业人才，成为校长的下属。 ”
而事实上，钱学森所期望出现的创新性杰出人才，必须拥有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的能力。 “我们的培养体系和培养杰出人才的目标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张鸣说，在现有情形得到改变前，中国无法培养出钱老所言的杰出人才。
在张鸣眼中，更糟糕的是，中国的教育事业还在步步走向行政主导下的垄断公司化。张鸣说，大学的毕业证，由教育部统一发；研究生录取分数线，教育部定；哪个学校该上博士点，教育部说了算……在他看来，这些扼杀了大学的自主性，“大学不再各有特色，大学趋同”。
教育有虚火
在张鸣眼中，这一切问题都掩盖在教育的“虚火”之下：大学纷纷扩招，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态势；高校比拼论文数量，呈现互相较劲的科研热情……
“我们都知道，追求数量很容易。可是这些数字背后，到底有没有发明和创新？ ”他不无感慨地说，浮夸、追求形式化的中国教育，烧的是“虚火”，不是“实火”。
这个追求数量的大环境，还滋生出迎评造假、学术不轨、论文剽窃等丑闻。谈及这些，张鸣教授表示：“我们知道，教育的目的起码是要育人，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教育也就失去了意义。 ”
问题终有解
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何在？张鸣认为，改革要由上及下，先从大学教育改起。“高考指挥棒摆在那里，大学教育改变后，才能推动基础教育随之改变。 ”
张鸣说，改变现行大学教育的模式，方法无非两种：一是教育部发起改革，二是外部力量对现有的大学形成冲击。而在现阶段，张鸣更看重来自外部的力量。 “朱清时在深圳办了南方科技大学，这个消息很让人振奋。中国必须有这样与众不同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如果能多几所，学生的选择必然会促动其他教育部大学的改变。 ”
在张鸣教授眼中，一所理想中的大学该是什么样？对此，张鸣谈了3点，即“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陈哲、宫礼、袁星红、李阔）
回答问题需共同努力
“‘钱学森之问’这个话题提得很及时，但要回答问题，只能大家共同努力。 ”
——韩长印(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民商法研究所所长)
教育对个体缺乏尊重
韩长印教授说，他曾问过一名学生“你最佩服的老师是谁？ ”学生回答：“是一名教授，他亲自给我们上课。 ”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之大。而如今，本科生的课堂上却难见教授们的身影。
“这其实不能完全责怪教授们。”韩长印教授认为，主要还是大环境、体制的原因，教授不做课题，就没有科研经费，就不能发表论文，就不能晋升。这使得大家心态变了，不能守住清贫，不能执着于教育事业。
在韩长印教授的眼中，目前我们的教育还缺乏对个体的尊重。孩子从小就被限制个体思想的萌发。他说，当一个人和他人没有区别时，才是最大悲哀。
要回归育人育才本位
“钱学森之问”的症结何在？韩长印教授认为，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教育在改革中出现了偏差。现在的大学，师资一流的压缩招生人数，师资一般的反而在扩招。同时，对大学的评价指标也存在问题，促使有些学校不顾自身实际而盲目攀比。单科型大学向综合型扩展，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靠拢，致使所有高校都往同一方向发展，最终丧失办学特色。
他说，要改变这些，就要建立一种有序有效的竞争机制。要让教育回归育人育才的本位，让教授们回归讲台，只能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体会大学之大，体会大师之大。
“前不久，朱清时就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提出‘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提得非常好。 ”韩长印教授说，他很期待有这样一所真正的大学出现。
“要找出‘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其实不难，可这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回答圆满。”韩长印教授说。（陈哲、宫礼、袁星红、李阔）
应试教育教不出大师
“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源是因为，我们的大师在中小学时就遭到扼杀。 ”
——王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针对安徽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就“钱学森之问”发表公开信的举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雄认为，这一举动是国内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共同想法。在这个时候，作出这样的举动勇气可嘉，对中国教育未来改革将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王雄教授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在规模、数量上得到迅速发展，教育更具有全民教育的价值，大学扩招，教育产业化成蔚然之势，中国人受高等教育机会大大增加。
然而，中国教育的弊端并没有改变。大学的魂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没有得到完全回归，学校行政化日趋严重，学术竞争与利益挂钩，教师和学生人心浮躁，考核指标以论文数量而不是质量考量，高校对剽窃、学术腐败处罚不力，教育乱收费，炽烈的应试教育和择校热，教育公平问题，新的“上学难、上学贵”，使得教育成为问题多发领域。
“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源是因为，我们的大师在中小学时就遭到扼杀。”王雄说，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主要以制式教育为主，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考试，统一标准答案，让孩子们从小就失去想象，失去创新的兴趣。
王雄感叹：“现在小学生厌学很严重，一个小孩从小就被考试压倒，丧失了好奇心和想象力，怎么指望他成为创新人才，成为像钱老这样的大师呢？ ”(陈哲、宫礼、袁星红、李阔)
“上书”教授：这是我们的责任！
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就“钱学森之问”致信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那么，这些教授为何要“上书”？采访中，教授们都表达出一个观点：这是我们的责任！
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芮必峰 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家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原因是否仅仅在学校？
在教育上，我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求同排异”：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方法、同样的答案。模子是事先造好的，合上为好，合不上为差。所以，钱老说，我们培养的学生，不敢说前人没说过的话，不敢做前人没做过的事。
近年来，各高校都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到空前高度。新东西是不同于过去、不同于别人的东西。然而，我们欢迎学生和我们争辩是非吗？我们愿意倾听下属的“异见”吗？
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天才，“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
冀望有个根本改变
卞利 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
钱老晚年思考的问题，大概很多有识之士都在思考。
贝时璋院士几乎和钱老同时离我们远去，他曾质问一位北大教授：为什么在美国做的、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自然》上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回答是：体制，是科研经费体制和考核机制。
我们的高校扩招带来的只是数量上的增长，我们本科生和研究生质量提高了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也感到无奈，学生就业压力太大，不再有学习的动力了。冀望能够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应试教育难辞其咎
沈正赋 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主任
当前，我们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用人机制等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
其中，应试教育恐怕难辞其咎，扼杀了不少优秀人才；人才选拔制度也存在一些弊端，亟待改革与完善；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及其使用难以进行有效地对接，造成人力资源浪费。
还学校以本来面目
康建中 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钱学森之问”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现在的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是制度性积淀的结果。首先，学校没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教育部成了全国最大的“教务处”。其次，学生作为顾客没有真正的消费权利，不能挑选老师，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来打造自己的专业基础。再次，职称评定制度过于死板，孔子若活到今天是不能评教授的，因为他光讲学没有文章。另外，科研评价制度有点趋于功利化和形式化。
这一切的改变关键在于要还学校以本来面目——学术圣地；还校长以本来面目——首席教育执行官，而不是官员；还教师以本来面目——思想和科技的创造者；还学生以本来面目——职业生涯的探路者。
重在人文素质培养
杨四平 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美国)世界艺术与文化学院荣誉文学博士
教育命题，的确关乎国家现代化发展，更关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转化与调适。
朱光潜曾说过，不是制度坏了，因为制度是人制定的。因此，他提出怡情养性的长久方略。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不仅仅是制度问题，更要重在人文素质的培养，不要简单地把教育上的一切弊端都归咎于制度建设。
更重要的在于行动
徐华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思想史教研室主任
在存有学术造假、评价机制僵化教条、重研轻教、急功近利的环境和氛围下，是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的，是难以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乃至杰出人才来的。
希望这场讨论能切实推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更重要的，在于行动。(宫礼、陈哲、袁星红、李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