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有为是作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对立面的。这种评价当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标记,因此,当斗转星移,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改良和渐进改革的意义时,也对康有为首的变法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把他看成一个爱国的改革先驱。但很快,康有为的人格又遭到了怀疑,康的狂妄,虚骄,功利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康有为的形象颇为不堪,只是这股潮流的艺术体现。
康有为的孤立,不能再归咎于社会的保守,只能说明他的人品和个性的确存在某种问题。康有为当时已四十岁左右,大名鼎鼎,经元善却说他“尚少阅历”,几近于毫不留情的挖苦。当然,作为文人,骄傲自大甚至希图名利都在所难免,但此时的康有为也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个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从事政治反对活动的领导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进,无异于死路一条。而上海绅商对康有为的活动持观望态度,也表现了对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康有为对待廖平思想的那种为我所用的态度,也和他只顾向上海绅商募捐,却拒绝给对方尊重和礼遇的做法如出一辄。救国救民的热忱和个人的私利,以及人品和个性上的种种缺陷混合,必然导致康有为成为近代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甚至不大经得起推敲的人物。但是,探讨康有为及其同党的复杂性倒并不是非要将他们批倒而后快,热情如何与理性结合,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余英时先生在论述宋代政治文化的时候,把士大夫分为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职业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假如这一模式也适用于清末,则康梁显然属于以重建治道自命而又身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
然而,这部分人身上,有时又存在宏大的目标与责任和自身性格缺陷之间的矛盾。章诒和对罗隆基有句总结:“他是坦荡荡的君子,也是常戚戚的小人”,何尝不可以说,康有为既是理想之“圣人”,又为一实践之庸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