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的设立转眼就是27年了。在中国，但凡为某个群体、某个职业设立节日多半就意味着这个群体和职业的弱势。所以我们有教师节、护士节，而不会有“公务员节”和“老板节”。随着“无冕之王”地位的失去，近年来又有了“记者节”，与此同时流行开来一句话说“都已经沦落到做记者了还有什么好失去的”。
在第27个教师节来临的当下，回顾一下教师的地位和境遇，我不能不讶异于这数十年来一个让人尴尬的置换：教师的收入和地位提升了，但职业美誉度却下降甚多。
在不少地方，不仅教师节早就异化为“送礼节”了，其他节日家长们也少不得要“意思意思”。且不说中小学名校已经演变为权势必争之地，就是普通中小学，学生争个班干部、排个好座次都要家长“懂味”才行。个别“懂事”的孩子，到教师节这天如果家长不去送礼，他们就死活不肯上学，因为“见不得人”。我一个表侄女读小学二年级，个子矮小的她居然被老师给安排坐最后一排。表弟一打听才明白，根据家长送礼情况安排座次早已经是该校潜规则之一，夫妻俩一商量赶紧亡羊补牢送了一张400元的购物卡。结果立竿见影，上午送卡，下午就调整了座次。
表弟和表弟媳自己就是中学教师，连他们都不“为同行讳”，可见“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声誉实在有些“岌岌乎殆哉”。我自己在乡下中学教书时，眼见过不少热衷于名为“家访”实为吃喝的同行。当然，这已经是最低层次的了，现在城市的大中小学，最流行的是将学生家长的职业、职务编成关系表，以备随时之需。买火车票啦、办营业执照啦、考驾照啦、介绍工程啦、司法诉讼啦，无一不可以让学生家长帮着解决。据说实在没有什么社会资源的学生家长，比如农民工啊，刑满释放分子啊，还可以帮老师们上街打架呢！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定位中，老师无疑是尊贵的、神圣的，所谓“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今何以如此不堪？社会当然有足够的理由指斥教育的堕落和教师的腐化，但是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这些教师堕落和腐化的源头又在何处？
现在农村中小学教师要进城据说已经难于上青天，起码得要有“市委常委一级”的人物过问，而常委又岂是白白帮忙的？好几年前，湖南道县某教育局长事发后就承认，其调动是按里程受贿的，每公里一千元。单受贿还是好的，某地主管教育的副书记更是财色双收，他还辩解说“那些人都是自愿的”，“有一个女老师最初不愿意，后来为了她丈夫的调动，也自愿了”。
工作调动如此，评职称、拿课题、发论文以及其他诸多社会事务中，教师们又需要付出多少人格上和物质上的代价！当职业成为整个社会大交易的一个筹码时，我们又岂能要求教师独善其身？
历数一下，医生、记者、律师、公证员、专家学者……，哪个社会性的职业没有遭受整体性的道德质疑与批评？更不要说官员和商人。
社会生病仅让教师吃药固然是无效的，但体制改革和匡扶社会风气先从教育入手却是必须的。我至今记得在“教育产业化”浪潮中一个老人在街头举牌抗议，上书：“任何学校都不能以学生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把学生作为商品和财源来榨取的！”
关于教育兴邦的话题我们已经议论得太多太久，乃至于什么样的观点和材料都变成了老生常谈，我们唯一未曾面对的是：教育者他的道德底气和内心力量源自何处？也就是说，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和其所归属的学校，他们何以建立不缺损的信仰体系和职业荣誉？
同样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百废待兴”的国家，日本、德国的教育让我们遥不可及，即便战火中的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都已经有了完全本土教育背景下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唯独中国遥遥无期，据杨振宁最乐观的估计也得“20年内”。物质和技术角度显然不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合适切入点，关键点还是教育者和教育本身其尊贵的丧失。“按教育规律办事”说到底就是尊重教育自身的独立地位。蔡元培是各方人士都一致称颂的教育大家，毛泽东更赞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始终都没有和我们现实的教育“发生活的联系”。在1922年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蔡元培公开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也正因此，自蒋介石政权实行党化教育之后，蔡元培就无法在校长位子上呆下去了，北大的影响也就日渐式微。历史学家陈翰笙老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的祝福语是“希望北大办得像从前那么好”，不能不说是一大绝妙讽刺，尽管他的本意可能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承认民族的希望在于教育，那么我们就不能将教育划为权势的控制范围和产业的利益链条，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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